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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制度還需各方改革
——專訪國家發(fā)改委社會發(fā)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
文/王家敏
由國家發(fā)改委起草的《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見》(下簡稱《意見》)已于不久前提交到國務院,據相關人士透露基本思路包括:建立平等參與市場競爭的收入分配秩序,實施反壟斷的分配調控政策,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加強對勞動者報酬的宏觀管理,加大對城鄉(xiāng)貧困人群的救助力度,加快完善社會保險制度,加大稅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jié)力度,實施積極的就業(yè)政策。本刊為此專訪國家發(fā)改委社會發(fā)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
中國新聞周刊:《意見》涉及影響初次分配與再分配兩個方面,在初次分配中,政府是否也將“調節(jié)貧富”?
楊宜勇:初次分配不能說是“調節(jié)貧富”,貧富是過往積累的結果,目前初次分配的重點是調節(jié)市場中各生產要素收入的比例,比如調節(jié)勞動力所得的比例。
中國新聞周刊:政府強調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意見》也提到加強對勞動者報酬的宏觀管理,你認為有哪些方面?
楊宜勇:一是提高勞動者自身技能與素質,培養(yǎng)專業(yè)型的勞動者;二是增強勞動者的工資談判能力,包括行業(yè)間的和企業(yè)內部,主要依靠工會的作用,聘請談判專家分析企業(yè)的財務狀況;三是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制度是世界通行的做法,不僅要堅持,還需進一步完善,建立與經濟增長關聯的合理的比例關系。我國勞動力多,勞動力參與度也高,這是工資低的一個原因。提高最低工資相應提高了家庭收入,家庭的勞動力參與度會降低,也就是說家庭中參與工作的人數也會減少。
中國新聞周刊:有經濟學家認為,工資的上漲最終還是要依靠資本對勞動力的競爭,也就是投資增長超過勞動力增長,而中國一些行業(yè)的資本回報率已遭遇“天花板”,比如低端服務行業(yè),《意見》是否也考慮到鼓勵各類企業(yè)投資需求的增長?
楊宜勇:過去有一些行業(yè)資本收益率過高,可以通過企業(yè)外部成本的內部化和適當提高勞動者報酬來降低資本收益率,但同時也要使其保持在合理范圍之內,才能維護投資方的積極性。針對勞動密集型行業(yè),有一些臨時的措施和政策,比如在保證不裁員的前提下,由政府提供30%的基本工資補助。
中國新聞周刊:有學者認為資本回報率高的大都是壟斷行業(yè),即社會資本更愿意流入的行業(yè),比如高端服務行業(yè),《意見》中提及反壟斷的分配調控政策,切入點在哪里?
楊宜勇:主要措施應當是加大行業(yè)準入,增加競爭主體,鼓勵充分競爭。在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yè),剛進入的民營企業(yè),可以采取抱團發(fā)展的方式。長期看,中小銀行的準入也會逐步放開。
中國新聞周刊:一些壟斷企業(yè)依靠開發(fā)國土礦產等資源獲利,國民如何參與分配?
楊宜勇:一些資源開發(fā)行業(yè),比如石油電力,國民參與再分配——由政府通過對資源重新定價、征稅,通過財政轉移支付進行調節(jié),也防止一些企業(yè)掙大錢后,把環(huán)境和地質治理的爛攤子留給政府。
中國新聞周刊:相比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的繁榮十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國民收入增速緩慢,有學者認為差距的根本原因是我們財產性收入不足,特別是低收入的農民群體!兑庖姟分刑岬角Х桨儆嬏岣咿r民收入,是否在土地問題上能有所突破?
楊宜勇:農民土地問題還是按照中央的文件,改革方案應該不會再有突破。一些農民“賣地”,就等于喪失了生產資料,以后的生存也將受到一定威脅。一方面政府征地應當考慮提供更為合理的征地補償金,另一方面要提高土地流轉中農民的談判能力。千方百計提高農民收入,應當幫助他們進行專業(yè)化生產,指導農業(yè)產品深加工等。此外要完善城鄉(xiāng)統(tǒng)籌,完善基礎公共服務,對教育、醫(yī)療加大投入,減少低收入群體的支出。
中國新聞周刊:《意見》提到加大稅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jié)力度,具體是否包括利用稅收政策影響初次分配,比如個稅、企業(yè)增值稅等稅種的調整?
楊宜勇:稅收政策上,對高收入群體的稅收應當加強征管。我認為《意見》對目前的個稅起征點、稅率等不會有太大影響。以后的問題,還需要稅務局拿一個個人所得稅的綜合征收方案,報國務院討論。一個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制度,依靠一個文件可能并不夠,還需要各方面改革的配套,需要在持之以恒中,不斷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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