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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進影院看張藝謀拍的電影,因為這里面有一個“囚徒困境”:掏錢買票進去了,片子可能好也可能壞,不管你叫好還是叫倒好,張藝謀都鐵定是大贏家。褒貶是買家。導(dǎo)演、演員與作家、記者都差不太多,或者說拍電影與辦報刊一個樣,最怕的是無人喝彩,甚至連喝倒彩的人都沒有,那就真的悲哀極了。有人罵你,不管罵得多兇,至少說明有人掏錢看你了,你就有錢賺了,你就有了衣食父母,你就不是沒爹沒娘的孩子,倘若父母肯花8800元聽你耍貧嘴,斗咳嗽,你就是大款的兒子。在一個“罵死事小,賺錢事大”的圈子里,多少人花錢雇托或拉關(guān)系找人罵呢。一罵成名,這是當(dāng)今文藝圈里的葵花寶典。
張大導(dǎo)演,有人稱“國師”(國家級大師,還是國際大師?),基本上是一個在罵聲中成長、在罵聲中賺錢的高手。他知道老百姓的腰包現(xiàn)在緊了,一槍打不透,兩槍打不透。因此,他打了“三槍”。老張,好槍法,一槍就把“大師”的帽子打飛了,第二槍、第三槍其實可以不打。“三槍”屬于典型的用力過度。搞一個電影版“二人轉(zhuǎn)”或是山寨版《血迷宮》,好萊塢稱之為《一個簡單的面條的故事》,用得著三槍嗎?一槍還不結(jié)了。
掏錢買票,中了“一槍”,進了影院看片,出了影院罵娘,又中了“一槍”;丶疑暇W(wǎng)開博罵自己“傻B”(洪晃語),那是“第三槍”。這就是讓觀眾瘋了的“三槍”。挨了三槍,人財兩空。不挨三槍,似乎又沒有罵娘的資本,此之謂“囚徒困境”。好在天下事難不倒共產(chǎn)黨員,本著“沒有調(diào)查就沒有發(fā)言權(quán)”的原則,這次我不評論“三槍”,只說那些“三槍”評論!叭龢尅钡呢(fù)面評論我基本上都看了,這些評論有一個通病,就是把張藝謀放在“國師”、“大師”的位置上來評論“三槍”。
不知道張藝謀什么時候變成了“大師”?誰封的?他究竟是攝影大師、編劇大師、導(dǎo)演大師,還是演技大師?哪一部作品稱得上是大師級作品?王朔說他就是一個“搞裝修的”,話說得有點損,話糙理不糙,仔細(xì)琢磨,有點意思。稱得上大師的人,最基本的條件是要有智慧,有智慧才能有原創(chuàng),而不僅僅是聰明,照貓畫虎,拾人牙慧。張藝謀很聰明,但慧根不夠。因此,他所有的電影,幾乎沒有一個是自己原創(chuàng)的作品(故事),《紅高粱》改編的莫言小說,《滿城盡帶黃金甲》扒的《雷雨》,“三槍”山寨的是科恩兄弟的《血迷宮》。我仿佛不記得他有講故事的天才,自己編一個故事好好講給觀眾!都t高粱》這種小說改電影的二度創(chuàng)作,他還可以勉強過關(guān),《雷雨》、《血迷宮》這種想脫胎換骨的扒法他就露怯了,非砸鍋不可。演藝圈里有一個段子,現(xiàn)在似乎不大說了:你會編劇嗎?不會。會演戲嗎?不會。會制作道具嗎?不會。會攝像嗎?不會。那你當(dāng)導(dǎo)演吧。張藝謀只是比一般導(dǎo)演多一攝像的本事而已。
今年以來,錢學(xué)森、任繼愈、薩繆爾森等大師級的科學(xué)家、學(xué)者相繼以高齡辭世。大師是特定時代的產(chǎn)物,不是那么容易造就的,誰想弄一個就弄一個,誰想來一批就來一批。時代到了,一批一批地涌現(xiàn),群星燦爛。不到時候,出一個都難;蛟S今后很長一個歷史時期,我們生活在一個常人時代,一個沒有大師的時代。再過10年,共和國70年時,我們的各級領(lǐng)導(dǎo)干部只要是70歲以下的,大概都不能稱為“革命家”,更不能稱“老一輩革命家”,大家都生在紅旗下,長在新社會,誰也沒有鬧過1949年以前的革命。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的人,誰也不好意思寫進自己的履歷。一個“強人政治”的時代,轉(zhuǎn)型到“常人政治”的時代。今后比拼的,也就是誰比較聰明一點,而不是誰打的天下,誰鬧的革命。看一部電影,非要認(rèn)定導(dǎo)演是大師,不給我們端上鮑魚就罵娘,這就有點強人所難,強常人所難!按髱煛倍及炎约悍诺蕉宿D(zhuǎn)、小品一堆里玩去了,觀眾較什么勁呢?近日讀美國作家斯蒂芬·金創(chuàng)作生涯回憶錄,他的人生信條之一很是給人啟發(fā):第一次騙我是你不好,第二次上當(dāng)是我活該,第三次騙我,咱倆都不是東西。有什么樣的觀眾,就有什么樣的導(dǎo)演。不抱著看大師作品的態(tài)度進影院,你就不會有上當(dāng)受騙的感覺。非要從“三槍”里面找“大師”,那簡直也是“三槍”打不透,你就快“洪晃”了。(蘇文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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