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賢亮：我在十二三歲時即開始寫作，給當時的新華日報、中國少年報、《星星》詩刊、《延河》文學期刊投稿。寫作完全出于個人的愛好。到1956年我19歲時，已經在詩壇小有名氣，就像現(xiàn)在“80后”的一些年輕作者，意氣風發(fā)，不知天高地厚，終于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因在《延河》發(fā)表長詩《大風歌》被打成“右派分子”，從此“勞動改造”達22年之久。于1979年平反，恢復名譽，重新執(zhí)筆至今。
記者：您在堅持寫作的過程中遇到哪些困苦？您是怎樣克服的？當時的狀況怎樣？現(xiàn)在的狀況如何？
張賢亮：“反右”的政治運動使我中斷寫作長達22年，這大概應該說是最大的“困苦”吧。那是無法“克服”的。當時的“狀況”可說常年如一日地每天勞動12小時以上，再加上營養(yǎng)極度不良，在瀕死的邊緣掙扎�，F(xiàn)在的狀況大概很多讀者都知道，我覺得現(xiàn)在我已經達到了寫作的“自由狀態(tài)”，即不為名利而寫作。最近幾年我沒有發(fā)表重要作品，并不等于我停止了寫作。
記者：由于寫作，您有何得失？
張賢亮：正是由于我從事寫作，我得到很多，可以說沒有失去什么東西。如果我不寫作，還能得到什么？
記者：您在小說里是如何展示傷痕的美感的？
張賢亮：“傷痕”一詞是中國文學特有的，大約也可算我國獨有的“知識產權”。其實，文學反映的是生活，每個人的生活都有陰暗的時刻，但只要這人還活著，他或她就在感覺、體會著人生。人生本來就不缺乏美的一面。世界上各國所有的小說不都在寫“傷痕美”嗎？雖然那是一種黑色幽默。
記者：您怎樣看待您的文學作品？
張賢亮：我自認為我的文學作品不乏歷史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
記者：所有作品中您最滿意的是哪一部？
張賢亮：自己的作品如同自己的孩子，當然都很滿意。我不會把不滿意的作品拿出去發(fā)表。但對《習慣死亡》稍稍偏愛一點。您如有興趣看一看就知道了。
不小心成了“民間企業(yè)家”
記者：作為一名作家，是什么原因促使您進軍影視業(yè)的？當時的狀況怎樣？現(xiàn)在的狀況如何？
張賢亮：首先申明，我沒有“進軍”影視業(yè)。我創(chuàng)辦的是給影視劇組提供拍攝的影視基地，名為“鎮(zhèn)北堡西部影城”，坐落在寧夏首府銀川市西郊。它其實就是我在小說《綠化樹》中描寫的“鎮(zhèn)南堡”，在小說中我就特別指出它有銀幕上的審美價值。鄧小平“南巡講話”后的1993年，全國掀起經商熱潮，寧夏文聯(lián)也和其他黨政機關、企事業(yè)單位、群眾團體一樣大辦所謂的“第三產業(yè)”。當時寧夏文聯(lián)沒有資金，而我是文聯(lián)主席，就拿出個人的國外版稅抵押給銀行，創(chuàng)辦了鎮(zhèn)北堡西部影城�？墒堑诙昙�1994年中央又下文件指示機關單位必須與其辦的“第三產業(yè)”脫鉤。這樣，企業(yè)的債務就“脫”到我名下，迫使我不得不決心把企業(yè)辦好。我是不小心成了“民間企業(yè)家”的。自我1980年將鎮(zhèn)北堡介紹給電影界后，至今在這里拍攝了近百部電影電視。為觀眾熟悉的有《紅高粱》《新龍門客�！贰洞笤捨饔巍贰饵S河絕戀》《雙旗鎮(zhèn)刀客》《關中刀客》及近期的《喬家大院》《火舞黃沙》等等。現(xiàn)在它已有“中國電影從這里走向世界”的贊譽，是銀川市第一個國家AAAA級景區(qū)，第十三屆“金雞百花電影節(jié)”在銀川舉辦時這里就作為主會場；年接待游客量達40萬人次，固定資產從78萬元人民幣積累到兩個億，獲得文化部頒發(fā)的“十大文化產業(yè)”稱號。但是，我早就發(fā)覺專為電影電視拍攝用的影視城是沒有前途的。今后，電影電視將越來越多地使用電腦，電影電視將不再是拍攝出來的而是“制作”出來的了。所以，我的鎮(zhèn)北堡西部影城已開始逐步向“中國古代北方小城鎮(zhèn)”轉型，這里更多的是展示中國古代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大量搜集了行將消失的中國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鎮(zhèn)北堡西部影城以“在游樂中領略古人生活，在玩耍中增長歷史知識”為廣告詞。
記者：您籌備影視城過程中一定遇到過很多困難和挫折，您如何應對？
張賢亮：凡中國民間企業(yè)家遇到過的困難我都遇到過。還有更大的困難是我本來是一名作家，“名人效應”是把雙刃劍，一方面我比別的企業(yè)家多一些預見性、前瞻性，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素養(yǎng)，做景點會比別人做得好、做得�。还芾砩衔乙灿幸欢ǖ睦碚摐蕚�；搞旅游我本人的名字也有一定的宣傳力度�？墒窃谑袌龅臒o規(guī)則游戲中，別的企業(yè)家可以用無規(guī)則手段輕易做到的事，我卻不能去做。因為我畢竟還珍惜自己的“羽毛”，不愿在混沌的市場上弄臟手。企業(yè)發(fā)展的每一個步驟都關卡重重，耗時耗力。事例太多，不便例舉。總之，我要比一般的企業(yè)家更加困難，所以，我沒有所謂的“原罪”。
記者：身為作家，您是如何處理好為文與經商的關系的？您認為這二者之間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
張賢亮：我一向認為寫作應該是一種業(yè)余愛好，經商以前我也不是一天到晚都伏案疾書的。1993年在我“經商”后，仍出版了長篇小說《我的菩提樹》、中篇小說《青春期》、長篇文學性政論散文《小說中國》等，還有三部散文集和數量不少的尚未收入文集的散文雜文，即使以“專業(yè)作家”定額來要求，也夠“簽約”水平了。這二者在西方國家是一種正常關系，只是在我們國家好像就很特殊，其實是不須說明也說不明白的。
記者：我們期待您不斷有新作問世。
張賢亮：會的。很多事情終生難忘，將會在我今后發(fā)表的小說中表現(xiàn)出來。
記者：您認為靈與肉之間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
張賢亮：“靈”應該是無比自由的；“肉”是應該有所克制的。只有到70歲以后，才能像孔子說的那樣：“隨心所欲而不逾矩”。
記者：22年勞改歲月漫長而難耐，什么東西在支撐您？
張賢亮：一言難盡。但要相信人的求生本能是非常強的，即使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猶太人在戰(zhàn)后也有活下來的。
記者：您對當代青年有何提醒和叮囑？
張賢亮：現(xiàn)在，給青年人的忠告多如牛毛，勵志書籍也汗牛充棟，我不想再贅言。應該說，現(xiàn)在的中國已今非昔比，每個人都有很大的自由度。正因為如此，所以個人的命運要由自己負責。我覺得每個青年人都要為自己負責，這是最主要的。(作者：李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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