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是中國抗日戰(zhàn)爭史上的“分水嶺”，它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由此拉開了中國從長期內戰(zhàn)到全民族抗擊日本侵略的序幕。在團結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親歷西安事變》中，當年親身經(jīng)歷過西安事變的原東北軍、西北軍有關人員呂正操、趙壽山、孫銘九等，以及楊虎城女兒、楊虎城衛(wèi)士、蔣介石侍從秘書蕭贊育等通過回憶和口述，披露了西安事變中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jié)，揭秘了西安事變的內幕，從不同的側面真實還原了西安事變的歷史真相。

　　趙壽山將軍親歷西安事變前后

　　趙壽山將軍曾是楊虎城領導下的十七路軍的一名高級將領，也是西安事變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之一。

　　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所率領的部隊，在蔣介石的軍事體系中屬于所謂的雜牌，歷年來受盡了蔣的壓迫與歧視；在“剿共”戰(zhàn)役中又不斷遭到紅軍的嚴重打擊，實力日益削弱。

　　1936年11月，蔣介石趁解決“兩廣事變”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隊約30個師，從兩湖調到平漢線漢口—鄭州段和隴海線鄭州—靈寶段，準備入陜，達到一舉消滅紅軍的目的。12月4日，蔣介石攜張學良由洛陽到西安，向張、楊攤牌，提出兩個辦法，要他們作最后的抉擇：一個是服從命令，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全部投入陜北前線，在其嫡系部隊監(jiān)視之下積極“進剿”紅軍；一個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將東北軍調閩，十七路軍調皖，把陜甘讓給其嫡系部隊。蔣介石所提出的這兩個辦法，都是張、楊所不能接受的，他們既不愿再替蔣介石打內戰(zhàn)，也不愿讓自己的部隊離開西北這個根據(jù)地，為蔣介石所消滅。出路只有一條，就是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zhàn)，聯(lián)共抗日。張學良將軍為了最后爭取蔣介石能同意聯(lián)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還向蔣介石進行了一次“哭諫”。不料蔣介石聽了勃然大怒，罵張年輕無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張、楊忍無可忍，才下了“硬干”的決心。

　　當時西安各階層的廣大人民，都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團結抗日的主張，中國共產黨通過西北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在知識青年中進行的抗日愛國教育，有力地激發(fā)了學生們的愛國覺悟和革命熱情。12月9日，西安一萬多學生為紀念“一二·九”一周年，舉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蔣介石的特務警察竟開槍打傷了游行的小學生，激起廣大群眾的義憤。群眾當即決定前往臨潼華清池向蔣介石請愿。

　　蔣聞訊后令張學良嚴行鎮(zhèn)壓，“格殺勿論”。張急忙趕往十里鋪勸說學生回去，學生們群情激憤地向張請愿，張深為學生們的愛國熱情所感動，更加堅定了逼蔣抗日的決心，他當場對游行的群眾說：“我與你們是站在一條戰(zhàn)線上的，你們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機關槍掃射，我不忍看到你們遭受傷亡。你們現(xiàn)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內我一定用事實答復你們�！毖灾链耍�聲淚俱下。結果，不到3天，張、楊就發(fā)動了震驚中外的“雙十二”西安事變。

　　我在十七路軍的時間比較久，知道楊虎城將軍是一個有愛國心的人，他與共產黨發(fā)生聯(lián)系是很早的。他和蔣介石之間一向有矛盾，更不滿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1936年10月，我外出考察學習一年后回到陜西，先后和楊談過好幾次，我著重向楊陳述了當前形勢，說明日本帝國主義企圖進一步滅亡全中國的各種事實，同時也談到我在平、津和濟南與宋哲元、韓復榘見過面，以及在南京、上海等地徹底看清了蔣介石政府禍國殃民，腐敗透頂，人們怨聲載道的情況。楊注意地聽我說，還不時點頭。我知道楊與中共早有聯(lián)系，就直言不諱地談到我們可否派得力的人員，與紅軍進一步加強聯(lián)系，以便將來共同抗日。楊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我們要慎重考慮。

　　在最后一次和楊談話中，我看情況甚緊，便提出：“是否可以考慮，蔣如果來西安，必要時我們把他扣起來，逼他聯(lián)共抗日�！睏盥犃孙@得有些驚異，望著我說：“天大的事，我們敢干？”我說：“只要你把當年打李貞的精神拿出來(李貞是蒲城縣的大惡霸，楊在青年時把李擊斃)，就敢干！”楊看起來不反對我的意見，但他卻以深沉而又帶責備的態(tài)度對我說：“你這些話只能對我說，絕對不能對其他任何人講�！�

　　1936年12月8日，張、楊已商定準備扣蔣，并作了適當?shù)姆止ぃ�大體是：臨潼歸東北軍負責，西安歸十七路軍負責。11日晚9時許，楊派車接我到他的住所，楊對我說：“今晚要行動。”命我任西安方面軍事總指揮。

　　12月12日早晨，約5時許，聽到臨潼已有槍聲，各部隊就同時開始行動。約到7點半鐘，已將大部分蔣軍解除武裝。到8時，西安的軍事行動全部結束。張聽我報告以前，曾接到劉多荃的電話報告說：“委員長跑掉了，尚未找到。”張即要臨潼電話查問，接電話的是白鳳翔。張問找到蔣沒有，白說還沒有，張即命令白：“如果9點找不到委員長，就把你們的頭送來！”張打罷電話與楊出室外散步，他們走到假山上站住談話，情緒緊張，心情都有些不安。張說：“虎城兄，如果委員長到西安后，采納了我們的意見，我便送他回南京。”楊低頭沉思說：“委員長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當他們回到室內時，即有電話來，報告蔣介石已經(jīng)抓到。張、楊聽了憂慮頓失。9時許，蔣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綏署大樓。南京政府在西安的軍政大員在蔣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來。

　　張、楊在蔣被扣以后，立即向國內發(fā)出了抗日救國8項主張的通電，并打電報給陜北中共中央，請他們馬上派代表前來共商抗日救國大計。12月17日，黨中央派出的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代表團到西安，與張、楊協(xié)商并一起和蔣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齡和端納)進行了談判。經(jīng)過談判，蔣被迫接受了聯(lián)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張、楊釋放了蔣介石，張并親自把蔣送到南京，西安事變遂告和平解決。

　　蔣介石回南京后背信棄義，扣留了張學良，并積極調派軍隊向陜西推進。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內部，一部分人主和，一部分人主戰(zhàn)，相持不下。這時漢奸、特務和別有用心的人在兩軍內部進行挑撥，破壞團結。1937年2月2日，以孫銘九為首的少壯派槍殺了元老派軍長王以哲后，東北軍內部發(fā)生分裂。十七路軍方面，馮欽哉部和沈璽亭、唐得楹兩團叛變投蔣。1937年5月5日，蔣介石批準楊虎城將軍辭去本兼各職，楊被迫出國。十七路軍其余部隊被改編為38軍，此后，蔣介石進一步采取“金錢收買”、“擴編利誘”以及“分割使用、戰(zhàn)場消滅”等手段對付十七路軍。

　　楊虎城衛(wèi)兵眼中的西安事變

　　現(xiàn)年91歲高齡的王志屏老人，西安事變時任楊虎城的衛(wèi)士，他的回憶首次披露了西安事變中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jié)。

　　王志屏，祖籍陜西省蘭田縣人，與楊虎城同屬三秦老鄉(xiāng)。1935年7月，他參加了楊虎城領導的十七路軍教導營，當了幾天普通士兵后，就被調任教導營勤務班任班長。1936年初，又被選調到楊虎城的衛(wèi)士隊，負責楊虎城公館周邊的保衛(wèi)警戒工作。

　　王志屏回憶說，在“雙十二事變”(即西安事變)前一天晚上，我在西安皇城新城大樓內負責守衛(wèi)，當時突然停電了，我剛想問是怎么回事時，楊虎城的隨從副官王華亭趕緊上前制止，不讓管這事兒。然后衛(wèi)士隊進行了分工，我被分在新城大樓的樓后進行守衛(wèi)。

　　12日早晨，我和衛(wèi)兵朱子明、上官克勤3人接到指示，有重要客人將來新城大樓，我們被命令守衛(wèi)在新城大樓門口，其中朱子明和上官克勤站在正門口，我站立在偏門口。原以為客人要從正門進，誰知來客卻走了偏門，當時一見到那個重要客人，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為啥呢？因為客人正是蔣介石，當時他穿著長袍，腳上沒穿襪子，光著頭，也沒戴帽子。他的身邊還有幾名衛(wèi)兵緊緊跟隨，看到他走來，我下意識地敬了一個軍禮，只聽他嘀咕了一句，那句話因為說得小聲，自己沒聽清楚，可能是“不要緊”，也可能是“不要敬禮”。后來才知道，他是被張學良和楊虎城扣押起來的。

　　事變當天上午，張學良走進了新城大樓，當時我就在門口站崗。我戴的有槍套，可沒有把槍放在槍套里，而是插在腰間皮帶的前面。走到我面前時，張學良還拍拍我的肩膀，告誡我說：“把槍裝進槍套里，不要別在胸前，你們給委員長送東西時，委員長把你們的槍拔去自殺了怎么辦？”我趕緊按張學良的命令，把槍裝進槍套中。緊接著房間里就傳來張學良和蔣介石的爭執(zhí)聲。

　　先是張學良叫了聲委員長，接著是蔣介石說，既然這樣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員長，把我槍斃好了。張學良的聲音說(好像趕緊遞上了一張紙)，這是八項政治主張，只要委員長在上面簽了字，就還是我的委員長。蔣拍起了桌子說，讓我簽字，除非把我槍斃了！接著張學良說到了東北失陷，熱河棄守，就是蔣指示的結果。蔣介石還擊說：我讓你棄守你就棄守了？張學良聞言很惱怒地說，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當時棄守就是服從你的命令造成的。接著就是兩人爭吵，聲音越吵越高。

　　在新城大樓被扣押兩天后，蔣介石就被轉移到了高桂滋的公館，當時張學良也住在高公館內，負責看押蔣介石的人輪換班。我那一班人中，除了我之外，還有兩個人，一個是朱子明，另一個就是上官克勤。

　　一次，蔣介石叫衛(wèi)兵朱子明說，想以私人關系借兩毛錢，買點糖吃。朱子明就讓我去拿，我找到王華亭副官說明情況，從大廚房里拿來了一包糖，這包糖足有20多斤。送到蔣介石面前時，他卻堅決不用，說借兩毛錢是私人感情，決不想沾張學良和楊虎城軍營里面的公用物品。我們退出來將情況反映給王華亭。王華亭說，你們也真笨，找點紙，包一點糖，就說是用兩毛錢買的不就行啦。我們依言照辦，蔣介石果然沒再推辭，將糖放入水杯中喝下。

　　“雙十二事變”之前，十七路軍里就有許多共產黨員，楊虎城雖為國民黨軍隊的將領，卻一直與共產黨員交往密切。在我見到的人中，就有宋綺云、孫蔚如等共產黨的干部。

　　我在看押蔣介石期間，還見到了周恩來。當時我奉命警戒，來了一輛小臥車，從車上下來兩個人，一個頭戴禮帽，身穿長袍，另一個全副武裝，腰挎短槍，手拿公文包，像是隨從副官，他遞給我一張名片，接過名片一看，我才知道是周恩來。我立即將名片交給升娃(楊虎城的勤務兵楊鴻升)，隨即楊虎城親自出來迎接了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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