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先生走了。朋友送我的那套《中國人史綱》還沒有讀。還記得把它放到書架上時,手上留存下來的厚重感和內(nèi)心瞬間涌上的安寧感。如果有人問我,即便窮盡一生也不見得讀完其全部作品的中國作家有誰,柏楊會是第一個浮現(xiàn)出來的名字。柏楊的著作要慢慢讀,但柏楊的名字,我們卻要趕快鐫刻于內(nèi)心,在擅長遺忘的時代,別讓他也成了過眼云煙。
接觸柏楊這個名字,還是在初中時,那時正懵懂,關(guān)注內(nèi)心世界要遠多于身外事,F(xiàn)在人們回憶起上世紀八十年代,通常會加注“熱烈”“激情”等沸騰的詞匯,而柏楊一句“丑陋的中國人”,無異于兜頭澆下的一瓢冷水,這瓢冷水掀起的柏楊熱,使得他的名字成為當年大陸文化階層熟知的核心詞匯之一。柏楊的這句名言,對一個在接近于無限純真的環(huán)境中成長的初中生來說,它帶來的刺痛感是陌生而新鮮的。
柏楊先生走了,而中國人依然丑陋。“我之所以敢指出中國人的缺點,正因為我是中國人。長期以來,你們所看到的,多是虛驕的中國人。而現(xiàn)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有檢討能力和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國人誕生,我們需要各位的幫助”——有必要復(fù)習(xí)一下柏楊的這段話語,因為自他說完這段話之后的二十多年間,我們在培養(yǎng)檢討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上,仍然沒有顯而易見的進步。盲目和從眾,死不認錯,自我膨脹……這些柏楊尖銳批評過的國民性格缺陷,仍然可以通過各種信息找到對應(yīng)點。
柏楊最大的價值不僅體現(xiàn)在他二千余萬字的文學(xué)和史學(xué)著作,更體現(xiàn)于在中國人的劣根性逐漸被美飾得近乎虛假的時候,再次揭了全體中國人的瘡疤。自他之后,東施效顰者眾,一時間批評國人也成了一股文化潮流,但柏楊和那些只會批判不會建設(shè)的人是不同的,雖然他也給不出如何讓中國人不丑陋的最佳答案,但他的寫作是帶有尊嚴的寫作,他的筆觸蘸有濃烈的情感,這種情感依然是他多年不變的“愛之深,痛之徹”。2003年,《我們要活得有尊嚴》在內(nèi)地出版,這本書,被視為《丑陋的中國人》的姐妹篇——有尊嚴地活著,也算是柏楊給了自己和大家一個共同的答案。今日中國,“尊嚴”也正成為國家和人民踐身厲行的關(guān)鍵詞。
柏楊是痛苦的,他若能有李敖三分之一的狂放和灑脫,也會消減身上所肩負的過多沉重。也許,他給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位諫言者。柏楊一生都近文化而遠政治,但直到病重時,他都沒有忘記強調(diào),領(lǐng)導(dǎo)人身邊要有“魏征”型的人物。有人說,“柏楊是一個政治文化糾纏在一起的人物”,這也許是對他最貼切的形容了。(韓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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