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阿克曼來到中國,他見證了這個國家從封閉到開放的全過程。如今,這個德國人和他的歌德學院,正在致力于消除兩個國家之間的文化隔閡。盡管常有挫敗與無奈,但他并不在意,因為“有些東西總會遲到,但一定會到”——
11月1日夜,北京798的主街道上,一道刺眼的百米激光束,把街道一分為二。手持冰激淋與烤腸的年輕人們,視若無睹地穿行其間,很少有人知道,他們正在穿越的,是設(shè)計師處心積慮設(shè)計的“柏林墻”。
年過花甲的米歇爾·康·阿克曼站在不遠處,頗為滿意地看著他的“作品”。這個歌德學院(中國)總院長,為了紀念該學院在中國成立20周年,專門引進了這道燈光“柏林墻”,來表達一種“溝通與交流的微妙關(guān)系”。
“東德和西德之間的‘柏林墻’已經(jīng)倒了?芍袊c德國之間有‘柏林墻’,人與人之間有‘柏林墻’,這堵墻無處不在!”阿克曼說。
阿克曼的大半生都在努力推倒這些“柏林墻”。起初,這個德國“農(nóng)村小伙”在慕尼黑大學學習社會學,可他慢慢發(fā)現(xiàn),“社會學解決不了任何社會問題”。于是,他轉(zhuǎn)學了一門更加無用的專業(yè)——漢學。在當時的德國,人們把漢學稱為“蘭花學科”,意為這個學科像這種植物一樣美麗、稀少,但毫無用途。
1975年,阿克曼懷著對紅色中國的政治好感,和一種“田園詩般的想象”,來到北京,成為北京大學的“工農(nóng)兵學員”。然而,這個“讀得懂唐詩,卻讀不懂《人民日報》”的小伙子很失望。
他能忍受中國的窮,卻難以忍受中國的“悶”——一樣的衣著,一樣的面無表情,理想中滿口孔子的中國,卻連本《論語》都買不到。整個社會籠罩在一種無聊沉悶的氣氛里。同來的大部分留學生,都失望地逃離中國。
那時,阿克曼住在五道口,他常無所事事地站在路邊,看著騎車的人們,像“潮水般的藍螞蟻”來來去去。人們的表情“非常憂傷”,但騎車的動作卻很和諧,行云流水一般,這跟西方完全不一樣。
“西方人騎得很快,像機器人,中國人騎車的節(jié)奏、韻律都很美!蹦且凰查g,阿克曼突然覺得,出問題的是這個國家,而不是“生動的人”。于是,他決心留下來。
他也成了“人群里的一只藍螞蟻”,穿著棉襖和肥腿褲子,在河北農(nóng)村,像普通的老農(nóng)一樣撿大糞,種莊稼,睡大炕。
可“藍螞蟻”們卻把這個1.95米、“個高鼻更高”的德國人當成了異類。有一次,他在一個南方小城逛街,一回頭,發(fā)現(xiàn)一支不見尾的“長龍”跟隨著他。還有一次,他和一個黑人朋友走在路上,一個男孩又害怕又好奇地跟著,他們一回頭,孩子就躲開,不一會兒又跟上,最后黑人朋友沒辦法,只好蹲下來,讓孩子摸摸他的黑臉,“看,這不是涂上去的。”
1984年,德國總理科爾訪問中國,在和鄧小平的私人會談中,他提到想在中國設(shè)立歌德學院,開展文化交流。此時,正值中國和歐洲建立緊密外交關(guān)系,鄧小平欣然應(yīng)允。
歌德學院成立于1951年,它的成立目的,是為了讓世界明白,“除了希特勒的德國,還存在一個歌德、貝多芬、康德的德國!备璧聦W院在世界眾多國家建立分院。但是冷戰(zhàn)的阻礙,使得在長達近四十年的時間里,歌德學院無法在東歐及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開展工作。
在北京建分院的進展并不順利,當時,中國的文化政策非常保守,在幾個部委相互推諉之后,當時的國家教委終于接手歌德學院成立事宜,但是幾乎毫無進展。隨后,科爾總理又一次訪問中國,他面見鄧小平時,說到歌德學院的成立遲遲不能落實,鄧小平不禁感嘆:“看看我們的官僚主義多么厲害!”
因為這句“最高指示”,歌德學院終于在1988年成立,成為第一個受中國官方承認的國際文化交流機構(gòu)。
“北京分院等于是鄧小平送給科爾的一個禮物。”阿克曼說。此時,阿克曼也收到了人生中很大的一件禮物——被任命為新成立的歌德學院北京分院的首任院長。在此后的六年里,他便成了中國唯一的“西方文化機構(gòu)”的帶頭人。
歌德學院的選址,在北外的院子里,大陸的辦公桌椅達不到德方的要求,需要從香港買,然而,這些桌椅卻被天津海關(guān)擋住,因為海關(guān)搞不清這個歌德學院到底算什么單位。按照當時的體制,北外里面的電和電話線都是專供的,而歌德學院作為一個獨立單位,需要重新審批,于是,阿克曼和同事們費了很大力氣,終于裝上了4部電話。
最初,阿克曼的工作被限定在語言教學上,文化交流只能是“試一試”的冒險行為。一度,歌德學院被斥為“插入中國的德國矛尖”,阿克曼也被人稱為“向中國文化盾扔矛的人”。
可阿克曼的矛卻越扔越多。在德國,人們有穿著晚禮服,點著蠟燭,聽作者朗讀作品的傳統(tǒng)。他想把這種習俗也帶到中國,可中國作家卻難以接受,好像當眾朗誦是件非?膳碌氖虑椤
阿克曼還將這支矛直指中國最底層。1993年,他帶著一個德國詩人,和作家劉震云一起去劉震云的河南農(nóng)村老家考察。劉震云93歲不識字的外祖母,坐在太師椅上跟這兩個德國人聊天,后來,這次對話被劉震云稱為一場“不亞于兩個國家高端領(lǐng)導(dǎo)人的世界巔峰對話”。
老人的第一個問題很有世界性:“你們從哪來?”
阿克曼說:“從德國來”。
老人問“你們怎么跟震云認識的?”
阿克曼回答:“在趕集時認識的!
老人又問了個政治問題:“德國搞沒搞文化大革命?”這一下子把阿克曼問住了!皼]有搞!卑⒖寺諏嵳f。老人一拍太師椅:“毛主席讓你們搞,你們?yōu)槭裁礇]有搞?”
“毛主席說的是湖南話,德國人比較笨,所以沒聽懂。”阿克曼回答。
“德國人沒聽懂就算了。”這個老人終于原諒了他們。
待了幾天,離開村子時,德國詩人說如果讓他一直在村里住下去,他會自殺。阿克曼說:“我不會”。
阿克曼嘗試了很多“第一次”的活動,他第一次請林兆華導(dǎo)演歌劇《浮士德》,林兆華一開始就直接把吉普車開上了舞臺,在當時中國文化界產(chǎn)生了很大的轟動。
阿克曼第一次把伊門多夫的畫展開到了中國,伊門多夫在德國已經(jīng)屬于很前衛(wèi)的畫家,在中國藝術(shù)界更顯前衛(wèi)。當時舉辦畫展的畫廊工作人員都說,實在看不慣這些畫,然而這個畫展在美術(shù)院系學生中有非常好的反響。
“試試是件愉快的事。”阿克曼眨巴眨巴眼睛,調(diào)皮地對記者說。
當然,這些嘗試也有失敗的時候,1994年,他想把在德國享有盛譽的畫家昆特·約克創(chuàng)作的表現(xiàn)文化沖突復(fù)雜性的《致北京的信》引進中國,引起一次中德文化的“心靈觸碰”。
可阿克曼跑細了腿,也沒有一家官方展覽館敢接受這樣的“先鋒藝術(shù)”,最后,只有一個破廟改造成的展廳勉強接受,畫家來北京的機票都訂好了,可展出的前幾天,阿克曼卻接到了“封殺令”。
13年后的2007年,再次回到中國的阿克曼偶然獲悉77歲的老畫家還把作品保存在倉庫里。老畫家稱,“在北京展出之前,不允許在任何地方展出。”阿克曼立馬明白,他有義務(wù)完成這件13年前沒做完的事。
這一年的6月23日,中國美術(shù)館8號廳!吨卤本┑男拧氛钩,20幅畫布像晾在屋頂?shù)谋粏,密密地垂掛在展廳里。昆特·約克把這些懸掛的圖畫比喻成“線裝書”——它像一封無所拘束的書墻,懸浮空中的圖書,被層層翻閱的印象,都來自初到中國的靈感,觀賞者行于其間,如同“穿行在迷宮當中!
這是昆特·約克“給中國的一封情書”。觀眾穿行其中,極近距離地閱讀這封幾乎無字可循的書信!笆招耪摺北姸啵茏x懂者寥寥。
“很多東西都會遲到!10月31日,在他17層的辦公室里,阿克曼捧著印有荷花的茶杯,喝著綠茶,感慨地說,“雖然它遲到了13年,但它的最終抵達證明,名叫歷史的郵局,果然不負所托!
如今,阿克曼走在中國大街上,已不會再有人多看他兩眼,可他卻會注意那些哈韓、哈日的時髦青年。他對中國文化的“不斷斷裂和流失”感到無奈,“在西方也有各種各樣的創(chuàng)新和變革,但這些都在自己的文化內(nèi)核中,中國卻不是這樣!
1994年后,阿克曼先后調(diào)任至俄羅斯和意大利的歌德學院分院任院長,直到2006年才重新回到北京,擔任歌德學院(中國)總院長。
闊別12年,再返中國,他覺得中國人與德國人的隔膜與誤會依然很深。在德國,長城這個詞是隔膜的象征。有個詞叫“ChinaWall”,這個詞并非特指長城,而是用了“中國墻”作為封閉的隱喻。
但阿克曼從不認為這種隔膜感有什么關(guān)系,他總是聳聳肩,不以為然地說,“有了隔膜,便意味著開始熟悉這種陌生!
他也諳熟了曾經(jīng)很陌生的“中國式交際”,有人夸她上大學的女兒很漂亮,他會脫口而出:一般、一般。常常有人問這個好說話的老頭:歌德學院干嘛的?你娶了中國太太,你愛德國,還是更愛中國?兩國人鬧誤會了,你幫誰?老頭兒被搞得哭笑不得。
“現(xiàn)在在西方罵中國是個時髦,我們的工作是要讓德國人理解,現(xiàn)在媒體上描寫的中國不是實際的中國,過去的一個理想化的中國也不是一個實際的中國!卑⒖寺f,“我們的任務(wù)是推動互相理解,盡管這非常難!”
(記者 從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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