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春天，借毛澤東倡導要大力調查研究的東風，聶榮臻指示有關部門在上海和北京分別召開座談會，采用的是當時流行的做法，開“神仙會”，請科學家們就知識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發(fā)現(xiàn)了在知識分子政策上的確存在不少問題，聶榮臻感到必須給知識分子一個“春天”，給科學研究工作環(huán)境以“春天”。而要促使這樣的“春天”來臨，就必須趕快制定這方面的政策。

　　于是，他讓秘書通知有關科研主管部門的一些領導來到王莊，聽他們匯報前一階段關于知識分子政策和各單位研究政策的執(zhí)行情況，提出需要改進的意見，一連開了十多天的會。經過反復的磋商，聶榮臻主持擬定了《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十四條的意見初稿》。

　　在討論研究的過程中，聶榮臻反復強調，十四條中，最主要的是科研工作的根本任務，知識分子紅的標準及紅與專的關系，黨如何領導科研工作這三條，這是十四條中的核心問題。杭州會議剛結束，聶榮臻就讓中國科學院參加會議的韓光和張勁夫，在北京和東北地區(qū)召開中科院黨員所長會議，同時，采取多種方式征求黨內外科學家對十四條的意見，提出修改建議，還在鋼鐵、地質、農業(yè)、醫(yī)學四個科學研究院討論和試點。中央科學領導小組、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黨組也進行多次討論。

　　5月中旬，聶榮臻又多次找人談話，了解十四條的修改意見和試點情況。他還請陸定一、郭沫若、張際春、周揚、龔子榮等意識形態(tài)部門的領導人幫助修改。經過反復討論、實踐、修改，聶榮臻認為，《科學十四條》已趨于成熟。6月20日，他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了《關于當前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的后面附上以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黨組、中國科學院黨組名義寫的《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請示報告就有關政策和思想問題，要向黨內干部把道理說清楚，講透徹。

　　第一個問題是紅與專的關系問題。請示報告認為，當前紅專的關系存在的問題主要是:一，有一些同志只從紅的方面要求自然科學工作者，忽視和放松從專的方面要求他們。二，紅的方面要求，有一些偏高偏急、不切實際、不加區(qū)別的毛病。三，有些單位簡單化地把自然科學工作者劃分為“紅專”和“白�！保�非紅即白，給一些政治上屬于中間派(有一部分甚至是左派)、業(yè)務上比較鉆研的人戴上“白�！钡拿弊�，打擊了一些應該團結的人，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

　　報告的第二個重要問題是如何正確地對待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此，聶榮臻在報告中提出了若干具體的意見:

　　學術問題上，鼓勵各種不同的學派、不同的學術見解和對于具體學術工作的不同主張，進行自由探討，自由辯論，自由競賽。對于學術問題的討論，要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貼標簽，不用多數(shù)壓服少數(shù)；允許自由地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與保留自己的意見，讓科學實踐與時間的考驗來逐步明辨是非。

　　正確劃分政治問題、思想問題、學術問題和具體工作問題之間的界限，對于學術問題和具體工作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不要當作思想問題來批判，更不要把思想問題引申為政治問題來斗爭。

　　此外，報告還對理論聯(lián)系實際，培養(yǎng)使用科學人才中如何克服平均主義，科學工作中如何保密，保證科研的時間，研究機構中黨的領導方法等問題提出了看法。

　　報告的這些內容，在今天看來似乎沒有什么驚人之處，可是在知識分子政策長時間過“左”的當時，這些意見的提出，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聶榮臻的報告在交給中共中央半個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了這個報告。

　　此時，毛澤東正好在外地，沒有參加會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李富春等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員都與會了。會上，聶榮臻首先作了匯報，陳述了制訂《科學十四條》的理由和過程，說明了制訂這個條例的必要性。他在匯報結束時強調:有了這個條例，就能正確執(zhí)行黨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和貫徹“雙百”方針，調動廣大年老的、年輕的、黨內的、黨外的科學工作者的積極性。隨后，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簡要補充了《科學十四條》在中科院試點后的情況和反映。

　　鄧小平在發(fā)言中表示，這是一個好文件，可以試行，很有必要。試行后在實踐中加以補充，使其成為科學工作的“憲法”。

　　在討論的過程中，康生對聶榮臻請示匯報中的一段話提出異議。這段話原稿是:“自然科學和技術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因此，目前有些提法，如‘資產階級自然科學體系’、‘反動的自然科學學派’、‘無產階級自然科學體系’、‘紅色自然科學家’等等，都是不對的，應當廢止�！�

　　本來，對于自然科學是否有階級性的問題早已解決。1956年6月，陸定一發(fā)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章，代表中共中央明確提出了“雙百”方針。文章中就有這樣的話:“在自然科學領域，雖然自然科學本身沒有階級性，但自然科學工作者卻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的。”

　　這段話雖然重點是講自然科學工作者都會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但其前提則是承認自然科學的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然而，康生卻不這么看，他提出，既然自然科學成為“體系”，就聯(lián)系到哲學世界觀，不好說沒有階級性。既然有人對此有不同意見，后來請示報告在作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發(fā)時，對此作了刪除和修改。除此以外，與會者一致通過了聶榮臻的請示報告和《科學十四條》。隨后又報送了毛澤東并得到了批準。

　　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將聶榮臻的請示報告和《科學十四條》作為中央文件下發(fā)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委，自治區(qū)黨委，中央各部委和國家機關各黨組，并加了較長的批語。批語說:……一定要使知識分子敢于講真話，暢所欲言，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在學術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這樣才能造成一種又有統(tǒng)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充分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使他們能夠放心、負責地去做工作。要切實保證他們的工作時間，要求和幫助他們踏踏實實地做出成果。

　　被鄧小平稱之為“科學憲法”的《科學十四條》的制訂和實施，對于廣大知識分子來說，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尤其是紅與專關系的界定，明確了一個人只要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以自己的專業(yè)知識為社會主義服務，就算初步“紅”了，實際上等于摘掉了強加給知識分子的“白�！泵弊�。

　　文/羅平漢　摘《1958—1962年的中國知識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