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下旬，周恩來準備秘密從武漢來到南昌。剛剛重逢兩個多月、歷經(jīng)劫難的這對革命夫妻，又要面臨著新的分離了。

　　關于當時的情況，鄧穎超有過這樣的記載，其中既有當時的緊迫形勢的描述，還有心理活動。她寫道：

　　“(周恩來)要離開武漢的時候，在晚飯前后才告訴我，他當晚就要動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沒有講。我對保密已成習慣，什么也沒有問。當時，大敵當前，大家都滿腔仇恨。我們只是在無言中緊緊地握手告別。這次分別后，不知何日相會？在白色恐怖的歲月里，無論是同志間、夫妻間，每次的生離，實意味著死別呀！后來還是看了國民黨的報紙，才知道發(fā)生了南昌起義�！�

　　南昌起義在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中失敗了，身染重病的周恩來在聶榮臻、葉挺和楊石魂的護送下，乘一葉小舟飄到香港養(yǎng)病。他的病很重，當他在昏迷中蘇醒過來的時候，他馬上就問身邊照顧他生活的范桂霞：“你認識不認識鄧穎超？”

　　“我當然認識鄧姐姐”，范桂霞迅速回答說。范桂霞是中山大學學生，參加過“新學生社”，擔任過婦女解放協(xié)會執(zhí)行委員。中山大學斜對面便是廣東區(qū)委，她經(jīng)常到那里找鄧穎超尋求工作上的幫助和指導。

　　“你知道鄧穎超現(xiàn)在在哪里？”周恩來關心地問。

　　“我聽說，她已到了上海�！�

　　“你沒有騙我？”周恩來認真問范桂霞。

　　“我怎么會騙您？”范桂霞搖搖頭，認認真真回答。

　　這下周恩來才徹底放心了，他沉沉地睡去了……

　　大革命失敗后，周恩來和鄧穎超開始了在上海的地下斗爭和生活。隨著形勢的不斷惡化，上海也成了不可久留之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分別于1931年底和1932年4月來到了中央蘇區(qū)。

　　在蘇區(qū)，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直接導致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慘重失敗，十萬紅軍不得不西行踏上漫漫長途。沒有人知道前方和目的地在哪里？連周恩來這位中革軍委副主席和紅軍總政委都不知道博古和李德在地圖上的紅鉛筆要指向哪里？

　　轉移前，鄧穎超正在患肺結核病，想到漫漫長途之中自己會成為部隊的拖累，她曾向組織上提出要留下來，最后還是由組織上決定她隨軍行動。這項是走還是留的決定的影響要到后來才看得清楚，留在蘇區(qū)進行游擊戰(zhàn)爭的中共高級干部，許多人都在敵人的魔爪之下犧牲了，比如瞿秋白、何叔衡等等。鄧穎超頑強地支撐著病體，在休養(yǎng)連的隊伍里艱難行進著。而周恩來則隨中革軍委行動，兩人雖同在隊伍里，除了在遵義時曾短暫地相聚和有時打個照面之外，平時很難見面。

　　紅軍長征到毛兒蓋，周恩來病倒了。

　　這次周恩來的病勢十分險惡，且來勢兇猛，連續(xù)幾天高燒，不能進食，肝區(qū)腫大。鄧穎超聞訊急急趕來，焦急地守候在丈夫的身邊。她俯身看著病勢沉重的周恩來，心中萬分沉重。醫(yī)生經(jīng)檢查，周恩來被確診為阿米巴肝濃瘍，急需排膿。但是當時條件無法消毒，不能開刀或穿刺。只好采取用冰塊冷敷的辦法，控制炎癥的發(fā)展。

　　鄧穎超在周恩來的擔架邊苦苦守候了三天三夜，終于蒼天不負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