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歲的季羨林先生離我們而去了。

　　初識先生是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一次發(fā)獎會上。新聞出版署每兩年評選一次全國優(yōu)秀圖書，季老是評委坐第一排，我干一點宣布誰誰講話之類的“主持”之事。他大概看我過哪一篇文章，托助手李玉潔女士來對號，我趕忙上前向他致敬。會后又帶上我的幾本書到北大他的住處去拜訪求教。先生的住處是在校園北邊的一座很舊的老式樓房，他住一層，朗潤園13號樓。那天我穿樹林、過小橋找到樓下，一位司機正在擦車，說正是這里，剛才都還出來看客人來了沒有。房共兩套，左邊一套是他的會客間，臥室兼書房，不過這個只能叫書房之一，主要是用來寫散文隨筆的。我在心里給它一個名字叫“散文書屋”。著名的《牛棚雜憶》就產(chǎn)生在這里。一張睡了幾十年的鐵皮舊床，甚至還鋪著粗布草墊，環(huán)墻滿架是文學方面的書，還有朋友、學生的贈書。他很認真，凡別人送的書，都讓助手仔細登記、編號、上架。到書多得放不下時，就送到學校為他準備的專門圖書室去。他每天四時即起，就在床邊的一張不大的書桌上寫作。這是他多年的習慣，學校里都知道，號稱“北大一盞燈”。等到會客室里客人多時，就先把熟一點的朋友讓到這間房里。有一次春節(jié)我去看他，碰到教育部長來拜年，一會兒市委副書記又來，他就很耐心地讓我到書房等一會兒，并沒有一些大人物借新客來就逐舊客走的手段。學校考慮到他年高，盡量減少打擾，就在門上貼了不會客之類的小告示，助手也常出面擋駕。但先生很隨和，常主動出來，請客人進屋。助手李玉潔女士說：“沒辦法，你看我們倒成了惡人�！边@時你可以盡情地仰觀滿架的藏書，還可低頭細讀他寫了一半的手稿。他用鋼筆，總是那樣整齊的略顯扁一點的小楷。

　　這套房子的對面還有一套東屋，我暗叫它“學術書房”。共兩間房，全是季老治學時用的語言、佛教等方面的書，人要在書架夾道中側身穿行。向南臨窗也有一小書桌，是先生專著學術文章的地方。我曾帶我的搞攝影的孩子，在這里為先生照過一次相。他就很慷慨地為一個孫輩小兒寫了一幅勉勵的字，還要寫上“某某小友惠存”。他每有新書出版，送我時，還要寫上“老友或兄指正”之類，弄得我很緊張。他卻總是慈祥地笑一笑問：“還有一本什么新書送過你沒有？”有許多書我是沒有的，但這份情太重，我不敢多受，受之一二本已很滿足，就連忙說有了，有了。

　　先生年事已高，一般我是不帶人，或帶任務去看他。只有一次，我住中央黨校，離北大不遠，黨校辦的《學習時報》大約正逢幾周年，要我向季老求字。我就帶了一個年輕記者去采訪他。采訪中記者很為他的平易近人和居家生活的簡樸所感動，那天助手李玉潔女士講了一件事。季老很為目前社會上的奢靡之風擔憂，特別是水資源的浪費，我知道他是多次呼吁的，但沒有辦法。他就從自家做起，在馬桶水箱里放了兩塊磚，這樣來減少水箱的排水量。這位年輕的女記者，當時笑彎了腰，她不可理解，先生生活起居都有國家操心，自己何至于這樣認真。以后過了幾年，她每次見到我都提起那事，說季老可親可愛就像家鄉(xiāng)農(nóng)村的一位老爺爺。后來季老住進301醫(yī)院，為了整理老先生的談話我還帶過我的一位學生去他處，這位年輕人回來后也說，我總覺得先生就像是隔壁鄰居的一位老大爺。

　　先生永遠是一身中山裝，每日三餐粗茶淡飯。他是在24歲那一年，人生可塑可造的年齡留洋的啊，一去十年。以后又一生都在搞外國文學、外語教學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怎么就沒有一點兒洋味呢？近幾年基因之說盛行，我就想大概是他身上農(nóng)民子弟的基因使然。他在一篇回憶文章里講到小時窮得吃不飽飯，給一個親戚割牛草，送草后磨蹭著等到中午，只為能吃一口玉米餅子，現(xiàn)在仍極為節(jié)儉，害怕浪費，厭惡虛榮。每到春節(jié)，總有各級官場上的人去看他，送許多大小花籃。他對這總是暗自搖頭，我知道先生是最怕虛應故事的，有一年老同學胡喬木邀他同去敦煌，他當然想去，但一想沿途的官場迎送，便婉言謝絕。他住的病房門口的走廊上總是擺著一條花籃的長龍。花又大房間又放不下。要去找他的病房這成了一個標志。

　　后來我去看他，知道他的所好，就專送最土的最實用的東西。一次從香山下來，見到山腳下地攤賣紅薯，很干凈漂亮的紅薯，我就買了一些直接送到病房，他極高興。他很喜歡我的家鄉(xiāng)出的一種“沁州黃”的小米，只能在一片小范圍的土地上長，過去是專供皇上的�，F(xiàn)在人們有了經(jīng)營頭腦，就打起貢品的招牌，用一種肚大嘴小的青花瓷罐包裝。先生吃過米后，卻舍不得扔掉罐子，在窗臺上擺著，說插花很好看。后來，聊的多了，我還發(fā)現(xiàn)一絲微妙，雖同是一批大學者，但他對洋派一些的人物，總是所言不多。

　　我到先生處聊天，一般是我說得多些，考慮先生年高，出門不便，我盡量通報一點社會上的信息。有時政、社會新聞，也有近期學術動態(tài)，或說到新出的哪一本書，哪一本雜志。有時出差回來，就說一說外地見聞。有時也匯報一下自己的創(chuàng)作。他都很認真地聽。助手李玉潔說先生希望你們多來，他還給常來的人起個“雅號”，我的雅號是“政治散文”。他還就這個意思為我的散文集寫過一篇序。如時間長了未見面，他會問，“政治散文”怎么沒有來。一次我從新疆回來，正在創(chuàng)作《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我談到在伊犁采訪林則徐舊事�；㈤T銷煙之后林被清政府發(fā)配伊犁，家人和朋友要依清律出銀為他贖罪，林堅辭不肯，不愿認這個罪。在紀念館里有他就此事寫給夫人的信稿。還有發(fā)配入疆，過“果子溝”時，大雪擁谷，車不能走，林氏父子只好下車趟雪而行，其子跪地向天禱告：“父若能早日得救召還，孩兒愿赤腳趟過此溝。”先生眼角已經(jīng)飽含淚水。他對愛國和孝敬老人這兩種道德觀念是看得很重的。他說，愛國各國都愛，但中國人愛國觀念更重些。歐洲許多小國，歷史變化很大，惟有中國有自己一以繼之的歷史，愛國情感也就更重。他對孝道也很看重，說“孝”這個詞是漢語里特有的，外語里沒有相應的單詞。我因在報社分管教育方面的報道，一次到病房里看他，聊天時說到兒童教育，他說：“我主張小學生的德育標準是熱愛祖國、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和睦伙伴�！辈�當即提筆寫下這四句話，后來發(fā)表在人民日報上。

　　先生原住在北大，房子雖舊，環(huán)境卻好。門口有一水塘，夏天開滿荷花。他有一文專記此事。是他的學生從南方帶了一把蓮子，他隨手揚入池中，一年、兩年、三年就漸漸荷葉連連，紅花映日，在北大這處荷花水景也有個名字，就叫“季荷”。但2003年，就是中國大地非典流行那一年，先生病了，年初住進了301醫(yī)院，開始治療一段還回家去住一兩次，后來就只好以院為家了�！傲舻每莺陕犛曷暋保�季荷再也沒見到它的主人。我到醫(yī)院看先生時，常碰到護士換藥。是腿傷，要伸到傷口里洗膿涂藥，近百歲老人受此折磨，令人心中不是滋味，他說不痛。助手說，哪能不痛，但先生從不言痛，醫(yī)院都說他是最好伺候的，配合最好的模范病人。他很坦然地對我說，自己已老朽，對他用藥已無價值。他鄭重建議醫(yī)院千萬不要用貴藥，實在是浪費。醫(yī)院就騙他說，藥不貴。一次護士說漏嘴：“季老，給您用的是最好的藥。”這句話倒叫他心里長時間不安。不過他的腿疾卻神奇般地好了。先生在醫(yī)院享受國家領導人待遇，剛進來時住在聶榮臻元帥曾住過的病房里。我和家人去看他，一切條件都好，但有兩條不便。一是病房沒有電話(為安靜，有意不裝)；二是沒有一個方便的可移動的小書桌。先生是因腿疾住院的，不能行走、站立，而他看書、寫作的習慣卻丟不掉。我即開車到玉泉營買了一個有四個小輪的可移動小桌，下可盛書，上可寫字。先生笑呵呵地說，這就好了，這就好了。我再去時，小桌上總是堆滿書，還有筆和放大鏡。后來先生又搬到301南院，條件更好一些。許多重要的文章，如悼念巴金、臧克家的文章都是在小桌板上，如小學生那樣伏案寫成的。他住院四年，竟又寫了一本《病榻雜記》。

　　我去看季老大部分是問病，或聊天。從不敢談學問。在我看來他的學問高深莫測，他大學時受教于陳寅恪等這些國學大師，留德十年，回國后與胡適、傅斯年共事，朋友中有朱光潛、馮友蘭、吳晗、任繼愈、臧克家，還有胡喬木、喬冠華等�！拔母铩鼻八麆�(chuàng)辦并主持北大東語系20年。他研究佛教、研究佛經(jīng)翻譯、研究古代印度和西域的各種方言，又和英、德、法、俄等語比較。試想我們現(xiàn)在讀古漢語已是多么吃力費解，他卻去讀人家印度還有西域的古語言，還要理出規(guī)律。我們平常聽和尚念經(jīng)，嗡嗡然，如蜂鳴，就是看翻譯過來的佛經(jīng)“揭諦揭諦波羅揭諦”也不知所云，而先生卻要去研究分辨對比這些經(jīng)文是梵文的還是那些已經(jīng)消失的西域古國文字，又研究法顯、玄奘如何到西天取經(jīng)，這經(jīng)到漢地以后如何翻譯，只一個“佛”就有：佛陀、浮陀、浮圖、勃陀、母陀、步他、浮屠、香勃陀等20多種譯法。不只是佛經(jīng)、佛教，他還研究印度古代文學、翻譯劇本《沙恭達羅》、史詩《羅摩衍那》。他不像專攻古詩詞或古漢語、古代史的學者，是直接在自己的領地上打天下，享受成果和榮譽，他是在依稀可辨的東方古文字中研究東方古文學的痕跡，在浩渺的史料中尋找中印交流與東西方交流的軌跡，及那些思想、文化的源流。比如他從梵文的“糖”字考證中竟如繭抽絲，寫出一本80萬字的《糖史》，真讓人不敢相信。這些東西在我們看來像一片茫茫的原始森林，稍一涉足就會迷路而不得返。我對這些實在心存恐懼，所以很長時間沒敢問及。但是就像一個孩子覺得糖好吃就忍不住要打聽與糖有關的事，以后見面多了，我還是從旁觀的角度提了許多可笑的問題。

　　我說您研究佛教，信不信佛？他很干脆地說：“不信”。這讓我很吃一驚，中國知識分子從蘇東坡到梁漱溟，都把佛學當作自己立身處世規(guī)則的一部分，先生卻是這樣的堅決。他說：“我是無神論。假如是研究一個宗教，結果又信這個教，說明他不是真研究，或者沒有研究通�！�

　　我還有一個更外行的問題：“季老，您研究的那些外國的古代的學問，總是讓人覺得很遙遠，對現(xiàn)在的社會有什么用？”他沒有正面回答，說：“學問，不能拿有用還是無用的標準來衡量，只要精深就行。當年牛頓研究萬有引力有什么用？”是的，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牛頓當時如果只想有用無用，可能早經(jīng)商發(fā)財去了。事實上，所有的科學家在開始研究一個原理時都沒有功利主義地問有何用，只要是未知，他就去探尋。研究結果出來后，有沒有用，那是后人的事。先生在回答這個問題時的那一份平靜，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里。

　　有一次我?guī)б槐拘鲁龅牧菏�溟的書去見他。他說崇拜梁漱溟，我就乘勢問：“您還崇拜誰？”他說：“并世之人，還有彭德懷。”這又讓我吃一驚。一個學者怎么最崇拜的是一個將軍。他說：“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敢說真話，這一點不簡單，很可貴。”我又問：“接著還有可崇拜的人嗎？”“沒有了”。他又想了一會兒：“如果有的話，馬寅初算一個。”我沒有再問。我知道希望說真話一直是他心中隱隱的痛。為此他在“文革”結束后又寫作出版了《牛棚雜憶》。

　　當他知道巴金去世時，在病中寫了《悼巴老》，特別提到巴老的《真話集》。我看著他，老人端坐在小桌后面的沙發(fā)里，挺胸，目光投向窗戶一側的明亮處，兩道長長的壽眉從眼睛上方垂下來，那樣深沉慈祥，前額刻著的皺紋、嘴角處的棱線，連同身上那件特有的病袍，顯出幾分威嚴。我想起先生對自己概括的一個字“犟”，這一點他和彭總、馬老是相通的。不知怎么，我腦子里又飛快地聯(lián)想到先生的另一個形象。一次大會堂開一個關于古籍整理的座談會。任繼愈老先生講了一個故事，說北京圖書館的善本只限定一定資格的學者才能借閱。季先生帶的研究生要查閱，但無資格。先生就親到北圖，借出書來讓學生讀，他端坐一旁等著，如一幅壽者課童圖。漸漸，這與他眼前端坐病室的身影疊加起來，歷史就這樣洗磨出一位百歲老人，一個經(jīng)歷了由清至民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其間又經(jīng)歷了“文革”和改革開放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形象。

　　近幾年我越來越覺得應該為先生做點事，便整理一點與先生的談話，后來先生的眼睛又近似失明，他題字時幾乎是靠慣性，筆一停就連不上了。我又想到先生不只是一個專業(yè)學者，他的思想、精神和文采應加快普及和傳播。于是去年建議幫他選一本面對青少年的文集，他欣然應允，并自定題目，自題書名。在提到編輯思想時，他一再說：“我這一生就是一面鏡子�！蔽揖蛯懥艘黄�短跋，表達我對先生的尊敬和他的社會意義。去年這套《季羨林自選集》終于出版，想不到這竟是我為先生做的最后一件事。而談話整理，總因各種打擾，惜未做完。

　　現(xiàn)在我翻著先生的著作，回憶著與他無數(shù)次的見面，先生確是一面鏡子，一面百年的明鏡。在這面鏡子里可以照出百年來國家民族的命運，也可以照見我們自己的人生。

　　2009年7月12日季老仙逝第二日

　　(梁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