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京召開的一個學術(shù)討論會上，有當代文學批評家宣稱：中國當代文學60年在現(xiàn)代性的歷史上的定位，“必須由中國自己的學者來完成”。此話并非孤鳴獨發(fā)，而是當代文學批評在近年來漸成聲勢的一個代表性的論調(diào)。

　　在筆者看來，該論調(diào)不是空穴來風，而是伴隨著“崛起的中國”意識形態(tài)而生的。這個論調(diào)的倡導者認為，開放30年來，由于西方學術(shù)(漢學家)對中國文學史敘述的話語霸權(quán)的影響，使中國本土學者喪失了對中國文學的話語權(quán)，而將“定位中國當代文學60年”收歸為本土學者的文學史權(quán)力，則是重建本土學者的“文化立場”，恢復其話語權(quán)的必然之舉——這是當代中國文學研究者的歷史使命。筆者認為，這表達了當代文學批評家的“長城心態(tài)”。

　　為什么“定位中國當代文學60年”是“中國自己的學者”的特權(quán)呢？這個論調(diào)的依據(jù)之一是，因為“只有中國人才能理解中國(人)”。在某些專治當代文學的本土學者們的眼中，漢學家的中國文學研究絕不能逃避“老外”的宿命，西方漢學家則還要加上一重“西方中心主義”的宿命。

　　“只有中國人才能理解中國(人)”，翻譯成古漢語，就是惠施式的“子非魚焉知魚”之說。這種論調(diào)落實于文化實踐，就是一種封閉和拒絕的文化意識形態(tài)。重溫兩千多年來的中國文化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中國文化體系的建構(gòu)和發(fā)展，都是得益于以“天下”觀念為核心的開放和融合的文化精神實踐。中國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而歷久彌新，正是因為它從內(nèi)容到形式均具有超強的開放性和融合力�？梢哉f，我們今天之所以有幸來談“中國文化”，應當感謝我們的先人在兩千多年的文化建構(gòu)中實踐地否定了惠施式的“子非魚”的封閉文化意識，而且發(fā)揚了莊子式的“磅礴萬物以為一”的開放文化意識。這種開放文化意識是作為文化基因活躍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血脈中的元素。

　　此外，一些當代文學批評家認為，“現(xiàn)在是一個中國崛起的時代”，“崛起”的中國文化應當重申自己的文化主體性；由“中國自己的學者”來掌握“中國當代文學60年”的“定位權(quán)”，就是在文學史敘事中體現(xiàn)“中國文化”的“主體性”。用這些批評家的話說，是否掌握這個“定位權(quán)”，是堅守民族文化立場與否的表現(xiàn)。因此，在他們看來，文學研究不是單純的文學研究，存在而且應該進行“文化主權(quán)”之爭。試問，在人類文化的歷史運動中，曾經(jīng)有過這樣的“文化主權(quán)”嗎？這樣把民族國家的“領土主權(quán)”意識挪用到文化(文學)研究，不僅錯誤而且荒謬，它令人聯(lián)想到兩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同時進行的兩大創(chuàng)舉：建筑長城和焚書坑儒。這兩大創(chuàng)舉的共同效用就是禁錮與拒絕。中國已經(jīng)告別帝國時代100年了，但百年之后，大地上的長城早已成為一個單純的歷史象征，一些當代中國學者建筑“文化長城”的心態(tài)卻又“憤然崛起”！

　　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方法論的“去西方化”思潮的代表性表達，是晚近從西方歸來的學者甘陽今年在一個訪談中提出的“用中國的方式研究中國，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論調(diào)。姑且不論這是20世紀之初中西碰撞開始時就出現(xiàn)的舊調(diào)重談，不可回避的問題是，在20世紀以后，在全球化背景下，怎樣去厘定“中國的方式”？而且，“中國當代文學”就只是“中國的”嗎？用“中國的方式”，尚且不能解析魯迅那一代人，更何況20世紀后期以來的中國作家？當代女作家劉索拉有一部小說，題為《剩下的都屬于你》。對于一位當代文學批評家，剔除了“西方”，當代中國文學，尤其是那些曾是以“某某手法”、“某某敘事”和“后某某”而成名的“后新時期寫作”還剩下什么？

　　在全球化語境下，在中西沖突中，究竟應當怎樣重建中國學術(shù)的文化身份？我認為，20世紀早期的國學大師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鑒。近百年來，我們都承認王國維、陳寅恪作為國學大師的中國學術(shù)身份，然而，他們開辟的國學路線就是中西對話和交流的路線。王國維說：“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國學叢刊》序)陳寅恪將王國維的學術(shù)研究概括為“三證法”：“把地下的實物和紙上的遺文互相釋證”、“外來的觀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參證”、“異國的故書和吾國的古籍相互補正”(《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這個“三證法”，既肯定了文化差異，又肯定了文化互補。相對于“只有中國人理解中國(人)”的文化自閉意識，“三證法”揭示了本土學術(shù)不可避免的盲點，它的學術(shù)理念是“中國人不能通過自身理解中國(人)”。這就確定了文化開放和學術(shù)交流對于“國學”研究的本體意義。承認文化盲點，尊重文化差異，以差異修正盲點，是上世紀國學大師們給予我們發(fā)展中國學術(shù)的重要啟示。

　　應當明確指出的是，“中國當代XX60年”是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概念，而非文學史概念。在我看來,中國當代文學，自1942年以來，經(jīng)歷了近70年的歷程，而非60年。如果我們承認當代文學的歷程并未終結(jié)而且將繼續(xù)發(fā)展，那么，以之為學術(shù)事業(yè)的學者和批評家們，就不應當附和當下的(暫時的)需要，熱衷于做應景工程，而是應當放棄“子非魚”式的文化排斥意識，深入當代文學仍然在展開的歷史進程，在中國學者和漢學家的跨文化對話中，把“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敘事實踐為一個不斷展開和深化的動態(tài)過程，而不是在某個預定的時間由某個特定群體完成的意識形態(tài)工程。

　　認真說，中國當代文學亟需的不是“XX年的歷史定位”，而是真正深刻而有尊嚴的文學批評。這種深刻而有尊嚴的文學批評，是堅持“長城心態(tài)”的文學批評家不能實踐的。

　　-肖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