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8月20日電 朱德庸坐在一幅畫有鮮艷金剛鸚鵡的裝飾畫下,語速飛快地回答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出的問題;荒謬”是這個下午談話里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
“……這簡直是個笑話,我需要這樣嗎?記者們問我重復的問題,我一次次地回答,回頭想想,其實挺可笑的。拍照也一樣,每個記者都很努力地拍,但是選出來的都是最丑的一張!我的書也變得很陌生,這還是我的書嗎?這實在是很荒謬的事……”
朱德庸坐在一幅畫有鮮艷金剛鸚鵡的裝飾畫下,說起一個荒謬的經歷。
白領是不戴鐐銬的奴隸
朱德庸說,幾個月前臺灣一份對上班族的問卷調查說,60—70%的白領認為他們是穿西裝打領帶的乞丐或者窮光蛋。消息來源說,臺灣如此,世界上別的地方恐怕也差不多:白領就是一群穿西裝打領帶的奴隸。
跟古代那些穿著破褲子,戴手銬腳鐐的奴隸沒甚么不同,只是這鐐銬是無形的。他的理由是——“本質是人為什么要發(fā)明上班這件事?上班本身就充滿了荒謬。人在最精華的年代,一天8小時地干活,生下來那么辛苦,好不容易長大,難道就是為了要上班?這本身就是荒謬的。上班代表著什么?難道人從出生到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成為一個白領?”
最反對打卡制度的朱德庸也曾經上過班,但那四年里他感覺很不快樂。似乎什么都很好:工作是《中國時報》的金飯碗,身份是每天工作2小時沒有人管的自由人,生活是照著之前軌跡和速度那樣過日子。可為甚么還會不快樂,感覺自己要瘋了一樣?“我不快樂是因為我變成大人了,那么快速地變成大人,所以我立刻跳回小孩的世界!
“那幾年我曾忘記自己是個怎樣的人,我違背了我的本性,于是就辭職不干了。因為把這部分拿走,我就和其它庸庸碌碌的人沒有兩樣,因此我選擇一個有記憶的生活。時代是一個進化的過程,我們已經回不去了,不能再成為小孩,但是可以重新找回小孩的心態(tài)。一周做兩天小孩,一天做幾分鐘小孩,讓你心中的小孩一點一點活過來,小孩的本能是趨吉避兇的,永遠只會選擇對他最好的人生。”
畫跳樓:最是生死一瞬
稍微細心的讀者都會發(fā)現(xiàn),朱德庸很樂于、并擅于表達“跳樓”(或墜機)。在《一個女孩自殺的全過程》、《死亡瞬間人所想到的》、“自殺三人組系列”的漫畫里,現(xiàn)實過程僅幾秒鐘的跳樓,成了一個人詩意墜落并回顧前半生的機會。
朱德庸用結婚和跳樓做比較,“結婚是很私人的,是我與另外一個人的事情;跳樓更是個人的事,一切的感受認知都只有我一個人,很好玩。我覺得跳樓本身就很戲劇性,是生與死之間的過程,有許多東西可以談—在幾秒鐘里,放進很多荒謬的事情。在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介意的?你在想什么?”
關于死亡的話題,沒有一次能進行得如此有趣。朱德庸說他從小對死亡抱有如外星人般的好奇心,他回顧自己第一次感受到死亡是小學一年級,那是一個周日,他迷迷糊糊地爬上爸媽睡的大床,想繼續(xù)再賴一會,卻不料哥哥臉貼著臉對自己說:“婆婆死了!笔裁词撬?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
第二次是舅舅死了,躺在殯儀館里一張有輪子的鐵床上,身上罩著一個很大的好像家里夏天蓋菜的紗罩,只不過更長更大。舅舅的臉色很灰暗,和印象中活著的他很不一樣。又一次,大街上死了一條狗,人們圍攏了在看,等他們都走了朱德庸還在那里看。在他年幼懵懂的心靈里,“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知你有無感覺,”他反問記者,“一個人死亡的那一瞬間便不再是他了,死亡的荒謬性特別大。有些死亡是被迫的,而跳樓是自愿的,被迫與自愿之間存在差異,可以畫!
賤好男人 & 偷窺狂
在一次臺灣的抽樣調選中,朱德庸和馬英九名列新好男人榜上明星,“其實這全都是狗屁,都是商人們的花樣。這樣他們賣房子賣車的時候就可以說:這是新好男人的選擇,或者這是新好男人太太喜歡的。所以我說我是賤好男人,新好男人算甚么,我要比新好男人更露骨更那個,我要做賤好男人……”
做“賤好男人”是為了嘲笑“新好男人”,朱德庸一本正經地說,“賤不賤是天生的問題,不是選擇的問題。大概有98%的人違背他自己的意志,不愿做的事仍在做,不愛上班還要進辦公室,不是賤嗎?娶的老婆嫁的老公不能令自己愉快,還要給別人打電話傾訴‘倒垃圾’,不是賤是甚么……”
除了“賤好男人”,他還承認自己是一個偷窺狂。漫畫是虛擬的,卻是建立在真實的世界之上。一些人說朱德庸的漫畫太夸張了吧,又有些人說朱德庸好像住在我隔壁,否則怎么那么真實?偷窺能夠發(fā)現(xiàn)真實,朱德庸說自己就是一大偷窺狂,而他的讀者是一群小偷窺狂。網(wǎng)絡上只有偷窺狂和暴露狂兩種人,要不怎么有那么多人開Blog呢?暴露狂勇于攤開自己的真實,偷窺狂們也利用這個管道大行偷窺之事。
“偷窺一方面是我的樂趣,另一方面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比绱藷嶂杂谕蹈Q,躲在每個四格漫畫的小窗戶后偷笑,卻能用最健康的方式貼切地表達,綴連起來一個以若干四格漫畫映射的荒謬的眾生世界,我不禁感慨,這實在是上天最不荒謬的安排。(文:任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