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中共中央連續(xù)發(fā)出5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有開創(chuàng)性的歷史意義。我很榮幸地參與了部分文件起草工作。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回憶那段我們所了解的有關起草見聞，別有一番意味。

　　緬懷兩位逝者

　　在起草文件的團隊里，林子力和張云千是兩位杰出的主要執(zhí)筆者。這兩位研究員調查、寫作都很努力。記得1983年的“一號文件”就采納了他們的一個重要創(chuàng)見和論斷：“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是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chuàng)造，馬克思主義農業(yè)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fā)展。”從中央“不許包產到戶”到如今不僅允許，而且作為“偉大創(chuàng)造”和“新發(fā)展”，這一重大理論突破，當時也確乎石破天驚，出人意料。薄一波在討論這一論斷時，還作了發(fā)揮，說不僅如此，“實際上還解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長期以來沒有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

　　我當時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對雇工問題的爭論。我們找了《資本論》等馬列主義原著，尋找區(qū)分小業(yè)主和資本家的依據，杜潤生為此問題還派紀登奎赴東歐考察。林子力等理論組同志跑了江蘇等幾個省，走訪了60多個涉及雇工的單位，指出了雇工現象的“多樣性、復雜性、不確定性和可塑性”，在一個歷史時期內“為發(fā)展生產所必需，利大于弊，不妨允許，以便為改革摸索經驗”。林子力還對我們笑論，人的智商不一樣，能力不一樣，天下不能都是博士，沒人種田哪有飯吃；有些人是當老板的料，有些人只能做粗壯工，社會總是有不同層次的分工；當然也可以互相轉化。張云千是水利部副部長的兒子，但他從無高干子女的架子，同樣與張子力一起埋頭苦干。我那時主要在流通組協助段應碧做些資料工作，打打下手，但被這些“老同志”(其實是不老，只年長幾歲)精神所感染，真心誠意跟他們學。

　　一字值千金

　　在起草文件過程中，常常為一字一句，爭得面紅耳赤，這可不是咬文嚼字，而往往是事關大局。

　　一次是杜潤生同志從耀邦同志那兒回來，說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向胡探詢：家庭聯產似乎近于單干，聯產是好的，“家庭”兩字可否不要？

　　這一傳達，就像炸開了鍋。當時國務院農研中心副主任吳象第一個站起來講：“那怎么行？家庭是基礎，這兩個字萬萬不能刪�！比缓笃咦彀松�，講到大農業(yè)也不排斥家庭經營為基礎，等等。最后還是堅持未改動。1989年政治風波后一度“左”風抬頭，在國慶40周年講話中少了“家庭”兩字，安徽小崗村等立即上書中央，最后才恢復“家庭經營為基礎不可動搖”，給農民吃了定心丸。

　　又如小城鎮(zhèn)建設，當時統購統銷尚未廢除，農民進鎮(zhèn)有個吃飯問題。開始文件初稿寫的是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鎮(zhèn)干活。但一個月就要吃三四十斤米，吃完了還得回去背，太不利索了。當時好像是姬業(yè)成(這位同志也已故去)琢磨出一個字：把“自帶口糧”改為“自理口糧”，“帶”字換了“理”字，可帶、可買、可借，就多了法子，活了路子。

　　對爭論的許多問題，一時難定，也開了一些口子：允許分散決策，多點試驗，以分散風險。只要群眾自愿就可以。這就給遼闊祖國的各地區(qū)以因地制宜之權。杜老的名言是，允許試驗，先多樣化，再逐步規(guī)范化。這在沖破計劃經濟千篇一律的時代，是難能可貴的思路大解放。

　　上下左右對話互動

　　每一個“一號文件”，都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結果。農口同志與財貿計劃口等同志常有爭論。因此，除了起草組內部爭，還常召開與各有關部門的座談會。每次座談會的通知上都有一句話“本次座談會由杜潤生同志主持”。有了這句話，大體就能有請必到，包括田紀云等副總理級的人物。

　　我們江蘇，首創(chuàng)農民合作基金會。在1985年的“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中，第七項政策是為“放活農村金融政策”，允許“適當發(fā)展民間信用”。這可是一個金融領域的新突破。我們現在農村政策的“多予、少取、放活”，其實那時從生產到金融領域就允許“放活”且載入了中央文件。

　　在起草此文件前，金融組黃鳴等人準備了許多材料。當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為陳慕華同志，人稱“鐵女人”。事先杜老安排我們幾個地方同志與陳行長對話。她下午3時到會，聲稱4時要接待外賓，讓我們有話快說，杜老叫我先說，我用8分鐘說了5點意見，包括合作基金會等。不料陳行長很爽快地表態(tài)：5條意見，4條同意。不能在貸款上開“一風吹”的先例，但可以考慮那時確是瞎指揮，農民已受了苦，就按“掛賑停息”處理。我笑笑說，“帳掛著，下面千年不賴，但也只能萬年不還”。陳行長沒有發(fā)脾氣，反而笑笑說：“又給你們鉆了個空子�！睂υ捲诎雮�小時內就輕松結束，大家松了一口氣，說，鐵女人很和氣嘛！

　　與商業(yè)部長劉毅等，也都多次對話。在大鄉(xiāng)小鄉(xiāng)問題上，民政部長崔乃夫就采納了江蘇不劃小鄉(xiāng)的建議，向中央報告，政治局采納。胡耀邦同志說：“鄉(xiāng)太小，確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建設小城鎮(zhèn)。”杜潤生等同志更是從善如流。原本根據彭真同志意見，劃小鄉(xiāng)便于“直觀地了解民情，誰家吃干吃稀，誰家白狗黑狗，一目了然，便于發(fā)揚民主，干群融合”。當時已寫為文件草稿，并在個別省試點，后來被否定了。

　　雖20多年過去了，但起草各個“一號文件”時的群眾路線和民主風氣，至今記憶猶新。調查研究、走訪群眾、尊重基層創(chuàng)造、老中青結合的團隊、部門對話和爭論，形成了一幅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的風景線。進入21世紀，又有了新的5個“一號文件”，達到了新的境界。這不只對指導“三農”工作，也對指導一切工作，都是有所啟迪和借鑒的。(《世紀風采》 吳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