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會說，既然這兩個機構的投票權是按股份額來分配的，那么如果有的國家愿意多出錢，不就可以把美國的股權給稀釋掉嗎？對此，有專家分析說，事實上，美國在這兩個機構中的否決權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權力，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獲得的，這是任何國家用金錢換不來、打不掉的。美國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會放棄這項否決權：一是某個國家打敗了美國；二是美國自己把自己折騰垮掉。但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兩種情況恐怕都難以出現(xiàn)。

　　自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美元的國際中心貨幣地位雖有動搖，但仍難以替代。歐元的誕生雖然讓美國人緊張了一陣，但歐盟的進一步東擴使其陷于內耗之中。當歐盟的凝聚力下降并且政治發(fā)展陷于停滯時，歐元的國際地位也就急轉直下了。

　　解讀IMF和世界銀行投票權

　　作為當今兩大國際金融機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源起于1944年在美國召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彼時，二戰(zhàn)接近尾聲，兩大機構的建立既反映了世界金融與貨幣體系除舊布新的需要，也從一個側面詮釋出當時國際經濟以歐美為主導的大格局。

　　然而，當今國際社會已經并且正在經歷變革，美歐雖仍唱主角，但以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為代表的發(fā)展中國家也開始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有分析家認為，最近借G20峰會之機，發(fā)展中國家對于提高在IMF和世界銀行中投票權的高調吁請，一是由于自身國力增強，二是因為發(fā)達國家長期對于上述國際組織若干政策解釋權的掌控。

　　以IMF為例，其投票權規(guī)則根據(jù)各國的GDP、貿易開放程度和外匯儲備計算。目前的投票體系由兩部分組成，即每一成員均有的250票基本投票權和根據(jù)各國繳納的基金份額所得到的加權投票權。而在實際運作中，后者更能起到決定性作用。加權投票權與各國所繳份額成正比，而份額則由成員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和貿易投資開放程度等多種因素確定。最值得注意的是，投票權標準的制定握在美歐等國手中。

　　美國在IMF中以約17%的投票權居首，德國為5.88%，英國和法國分別是4.86%，中國則不到4%(2008年4月，IMF理事會投票批準了關于份額和投票的表決方案，適當增加發(fā)展中國家的代表性，中國的出資份額提高到3.997%，投票權份額提高到3.807%)。顯然，這一比例是不符合實際的，如今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英法，話語權卻沒有擴大。經濟危機爆發(fā)后，IMF希望從中國、印度等外匯儲備充裕的新興市場國爭取更大的資金支持，因而提高這些國家代表性的問題自然無法回避。

　　鑒于此，改革國際金融機構提上日程。IMF的投票權改革已在進行，并以反映一國經濟的權重和在全球的重要性為原則。

　　但是，世界銀行的改革卻遲遲未見動靜。其實，一國要想成為世界銀行成員國，必須首先加入IMF，而且一國對世界銀行的持股比例，也取決于在IMF認繳基金的份額。由此不難看出世行與IMF的關聯(lián)，且二者在組織形式、成員資格等方面都有極大相似性。

　　執(zhí)董與投票權，是反映成員國在世行中代表性的兩個方面，其中投票權除取決于國家經濟實力之外，還常遭發(fā)達國家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強行介入。世行和IMF每個成員國都有250票基本投票權，在IMF每認繳10萬特別提款權就額外增加1票。在2008年3月的改革中，IMF已將基本投票權提高到了750票，而世行至今仍未作改變。

　　不過，即便發(fā)展中國家的投票權增加，也不代表其在機構中的影響力提升就水到渠成。例如，在重大事務上，兩大組織采取“共識決策”原則，需要取得全體成員同意，而不是僅僅得到多數(shù)票便可通過。因此，不排除一些執(zhí)董雖無大額投票權，卻在講話中表現(xiàn)出一些“高明見解”，進而順理成章得到認同的可能。

　　其實，如果一個國家僅憑經濟實力尚無法提升在國際經濟決策機構中的影響力的話，還有其他方式可以發(fā)揮經濟實力的作用。比如，中國在IMF和世界銀行中的股權份額分別還不如荷蘭、比利時，這顯然與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國和有望成為位列前三的世界經濟強國的地位極不相稱。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一是可以憑經濟實力來換取更多的份額，從而提高在這兩個機構中的話語權；同時作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者，中國也可以發(fā)出強有力的聲音，要求美國政府設法保障國債投資者的權益；另外，作為東亞的經濟強國，中國可以與該地區(qū)的一些國家和地區(qū)簽訂貨幣互換協(xié)定，以此穩(wěn)定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的經濟形勢。（徐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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