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有關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引起各方的關注。那么究竟什么是大部制，中國為什么要進行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有可能出現什么樣的問題？本文將對此做一簡要分析。

　　大部制改革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府職能交叉、政出多門、多頭管理

　　所謂大部門體制，或者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門設置中，將那些職能相近、業(yè)務范圍雷同的事項，相對集中，由一個部門統(tǒng)一進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府職能交叉、政出多門、多頭管理，從而達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標。大部制，是國外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普遍實行的一種政府管理模式，比如“大運輸”、“大農業(yè)”等，并在公共管理變革中有了新的發(fā)展，如決策權與執(zhí)行權的分離等。

　　按照大部制的思路調整政府組織結構，無疑會對政府的管理和運行產生重要影響。實行大部體制管理，不僅可以大大減少政府部門之間職能交叉、重疊，政出多門，溝通難、協(xié)調難等方面的問題，改“九龍治水”，為“一龍治水”，或者接近于“一龍治水”，同時，通過政府部門的整合和調整，能進一步理順部門之間的職能，減少機構的數量，減少過多的協(xié)調和溝通的環(huán)節(jié)，這對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也具有重要意義。

　　實行大部制管理模式，是否與小政府的目標相沖突

　　可以說，只要實行市場經濟體制，要真正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必然會朝著大部制管理方向邁進。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客觀上要求政府不能過多干預微觀經濟，反映在政府體制上就是必須走大部制管理的道路。也許有人說，我們不是一直倡導小政府嗎，如果實行大部制管理模式，是不是與小政府的目標相沖突呢？其實這是一種誤解。

　　我們知道，“小政府，大社會”是一個形象的描繪，是人們期盼政府規(guī)模不要太大，不要把更多的錢花在政府自身；但政府的規(guī)模和管理能力的大小，必須和它承擔的責任相適應。

　　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出現的新領域需要政府管理。如伴隨網絡的出現，有了網絡犯罪、網絡經濟、網絡傳播媒體等，這些對社會影響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都非常大，都需要政府進行必要的管理。過去政府沒有這方面的管理功能，現在政府就要配備專業(yè)人才，進行管理和引導。所以“小政府，大社會”和大部制是兩個不同的含義，二者都有其特定的范圍，不應該簡單地等同或者對立。退后一步說，即使在“小政府”內部，也不可能是“一鍋粥”，而是要設置必要的部門，各司其職，對社會進行管理或提供服務。這就是說，即使政府規(guī)模較小，內部也需要科學分工。而大部制適應了市場經濟發(fā)展和科學設置部門的管理需求。

　　大部制改革值得注意的四個問題

　　按照大部制的思路調整政府組織結構，無疑會對政府的管理和運行產生重要影響。但是筆者要提醒的是，我們要冷靜地看待大部制改革，盡管這一管理模式在國外有比較成功的經驗，但是在我們這樣的體制下，究竟能不能十分有效，建立的過程中可能遇到哪些阻力，都是我們更值得關注的。比如，實行大部制管理后，一個部門的權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權力約束機制，就更加重要；再比如，在執(zhí)政黨的機構設置方面，如何與政府的大部制進行對接，不重復、重疊？還比如，在大部制管理模式下，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人大在機構的建設方面，如何加強對大部權力的監(jiān)督和控制等。在具體推進的過程中，大部制改革是一步到位，還是逐步改革？首先選擇在哪些領域改革等等，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

　　在筆者看來，當前有四個問題尤其值得關注:

　　第一，如何按照“決策、執(zhí)行、監(jiān)督”相互協(xié)調、相互監(jiān)督制約的改革思路，重構政府權力結構和政府的運行機制，為監(jiān)督大部制的權力，提供保障。在我看來，大部制可以有兩種模式，一是在部與部之間，讓有些部門專門行使決策權，有些部門專門行使執(zhí)行權，有些部門專門行使監(jiān)督權。二是在一個大部制內部，機構的功能要進行分化，有些機構專門行使決策權，有些機構專門行使執(zhí)行權，有些機構專門行使監(jiān)督權。這實際類似如國外政府機構實行決策權和執(zhí)行權的相分離，執(zhí)行機構內部可以引入市場機制，實行彈性管理。比如《政府采購法》頒布實施后，財政部是政府采購政策制定機構，但不是執(zhí)行機構。執(zhí)行權交給設在國務院辦公廳下、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代管的國務院政府采購中心。這樣就把決策和執(zhí)行分開了。

　　當然，對大部制的約束監(jiān)督，更值得我們關注的還是如何從外部對其進行監(jiān)督。實踐證明，對公權力的制約，最有效的還是外部的監(jiān)督，特別是人大、司法、公眾、媒體等方面的作用，將會形成大部制改革的外部監(jiān)督力量。

　　第二，大部制能不能有效遏制部門利益，也成為最關鍵的問題之一。大部制機構設置有可能把部門職能交叉、政出多門、相互扯皮問題，通過改變組織形態(tài)來加以抑制。過去部門之間職能交叉，決策周期長，制定成本高，協(xié)調溝通困難，原因就在于受到了部門利益的嚴重影響，所謂“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集團化”，導致政府運行成本太高、效率太低，甚至把部門利益凌駕于公眾利益之上。有人擔心，大部制改革可能把分散的部門利益，積聚為集中的部門利益。如果一個部門變?yōu)橐粋�超級部，權力很大，對它進行監(jiān)督恐怕更加困難。比如有人說，目前的發(fā)改委就是把若干政府部門整合到一起的“大部”，據觀察，很多地方官員現在不跑國務院，只跑發(fā)改委，要錢、要物、要政策，使得發(fā)改委成了“小國務院”。大部制改革會繼續(xù)走發(fā)改委模式嗎？筆者認為，發(fā)改委模式不能簡單等同于大部制，兩者是有差別的。發(fā)改委主要是國務院的綜合協(xié)調部門，幾乎和每個專業(yè)部門都有關系，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衛(wèi)生部、教育部等，所有這些部門都和發(fā)改委的某個處、司相對應。實際上，在我們這樣的管理模式下，發(fā)改委究竟應該以什么樣的方式存在，如何發(fā)揮綜合協(xié)調職能是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也可以進行廣泛的討論。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我國發(fā)改委的運作模式不是大部制的模式，倒是要對這種管理運行模式，進行認真研究和反思，進行相應的改革。舉一個例子，2003年政府機構改革中，我們把專門負責經濟體制改革的部門合并到了發(fā)改委，現在看來，這樣把整個體制改革方案設計的部門放在一個機構內，不一定合適，這個部門應該是超越部門利益的，如果放在一個政府部門內，很容易受到部門利益的影響，甚至會影響到改革政策的公正和公平。

　　第三，大部制改革可能會牽動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真正的大部制也許很難確立。從更深層次來看，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和方向，最終必然會涉及和涵蓋到黨政、人大等系統(tǒng)，因此是跨黨政的，甚至要考慮黨的權力和政府權力的對接，這個問題非常關鍵。比如文化部、廣電總局與中宣部的關系，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與政法委的關系，中組部與人事部的關系等。過去這些年來，我們把中紀委與檢察部合署辦公，聯(lián)動作戰(zhàn)，成效顯著，如何進一步整合黨政部門，也許是下一步大部制改革中應該思考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應該把行政體制改革方案納入到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中，從國家權力結構上進行調整，也許更具有長遠性。

　　第四，大部制改革的策略和方法也至關重要。應該看到，大部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是多年來被強化了的部門利益。比如在今年兩會期間，有的人大代表建議將衛(wèi)生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家食品藥品管理局、國務院中醫(yī)藥管理局整合為一個“人口與健康委員會”，但真的要這樣整合恐怕難度還是很大的。不管這個動議能否被采納，但這明顯是一種大部制的思維。另外，“大部”內部的決策、執(zhí)行、監(jiān)督機構如何設置，權力如何劃分？我們過去畢竟沒有這方面經驗，所以改革的策略和方法就顯得很重要。

　　在我看來，中國的大部制改革很難一步到位，而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首先應該選擇那些職能交叉突出、涉及公眾、服務對象廣泛，外部呼聲比較大的部門開始，然后逐步擴大，而且一定要把結構調整和功能的定位進行有機的結合。建議中編辦在設計機構改革方案時，要建立一個直屬于中央編制委員會的高層專家委員會，借助專家力量，加上民眾的討論，使整合性的大部制方案經過充分論證，這樣可以最大限度減少領導者個人喜好的因素，也能夠堅持科學性，立足長遠，用智慧和制度規(guī)范大部制的改革。(汪玉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