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拆遷管理條例》和《物權法》的現(xiàn)實版“大戰(zhàn)”該如何解決?
潘蓉告訴我們,她和丈夫張龍其都是新西蘭國籍,如果依照新西蘭的法律,即便是涉及到公共工程的拆遷,先是政府給出一個評估價格,如業(yè)主覺得不公道,政府會出錢,讓你到市場上隨機挑選兩個權威的評估機構,選擇平均評估價格支付。
可是在國內,《物權法》和《城市拆遷管理條例》的矛盾,卻在現(xiàn)實中演繹成了潘蓉夫婦與拆遷方的對立。兩個人的汽油瓶保衛(wèi)戰(zhàn)最終能讓鏟車停下來么?再來看看事件的結局。
潘蓉:“噴了我以后我就退出去了嘛,退回房子里換了衣服,再到樓上去,但是那時候我的兒子就在那里哭了, 因為他在三樓,他拍的就是他腳下的二樓,他肯定最清楚,就是那種房子的震動,他感覺到了,他哭了在里面,就哇哇哭,又哭又叫!
兒子的哭鬧讓潘蓉放棄了阻撓強制拆遷的行為。房屋最終被推平了。至今回憶起這一段經歷的時候,潘蓉也覺得,這樣瘋狂的舉動簡直就像是做了一場夢。因為用投擲汽油瓶等違法手段來抗拒政府拆遷,事后潘蓉的丈夫張其龍被判妨礙公務罪。
上海市閔行區(qū)華漕鎮(zhèn)政府副鎮(zhèn)長高寶金:“刑事案件,因為政府強遷合法的,你跟政府對抗,那肯定觸犯了法律,那肯定要處理的!
導致潘蓉始終不能和拆遷方達成協(xié)議的重要原因就是拆遷的賠償過低,那么這樣的補償辦法究竟是如何制訂出來的呢?虹橋機場動遷辦的工作人員告知記者,這個方案是由閔行區(qū)政府的各相關部門開會決定的。記者仔細研究了虹橋樞紐的補償方案,對于賠償方面,該方案使用的是該地區(qū)的土地使用權基價作為賠償標準,然而建設部在2004年就曾經明文規(guī)定,地方政府使用土地權基價的做法與《拆遷案管理條例》規(guī)定的以市場評估作為賠償依據(jù)是不相符的。
記者:“你覺得這個是市場價格評估嗎?”
吳仲權:“應該說計劃帶市場!
記者在閔行區(qū)政府和樞紐工程建設公司簽訂的土地拆遷大包干協(xié)議當中看到,建設公司委托給區(qū)政府的征地款是每畝地130萬元,整個虹橋機場的拆遷總費用高達148億元。但是政府補貼到農民手中的征地款是每畝地38萬元。那么每畝地余下的100萬元費用是由政府取得了?對于記者的疑問,吳仲權認為,閔行區(qū)虹橋樞紐這個地塊,是在政府的改擴建消息出來以后才大幅提升的,因此由之獲得的土地增值價值也不應該由群眾取得。
吳仲權:“它主要是靠了虹橋交通樞紐這個建設,那么這個建設不是你群眾本來有的,是因為虹橋交通樞紐投資了一千個億,是帶動了區(qū)域周邊的房價!
深入了解上海這起拆遷事件,我們發(fā)現(xiàn)圍繞拆遷補償、拆遷程序到底是按什么樣的法規(guī)標準來執(zhí)行?政府、業(yè)主和法律界人士,各有各的說法。問題的根源也不難理解,就是《城市拆遷管理條例》和《物權法》、《憲法》修正案13條各有各的說法,當事方都認為自己理直氣壯。
兩年前,《物權法》出臺的時候,人們就寄希望于它能保護公民的合法財產,避免再出現(xiàn)最牛釘子戶的情況。可為什么兩年后還存在這種法律法規(guī)彼此打架的情況,我們也采訪了《物權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孫憲忠。
記者:“我們在之前就了解到,在《物權法》出臺的時候,當時就曾經提到過隨著《物權法》的頒布和實施,那么有關拆遷和征地的條例也會進行修訂,但是為什么在之后我們沒有看到具體的修訂的條文出來呢?”
中國社科院民法研究室主任、《物權法》起草人之一孫憲忠:“你談到一個核心的問題了,當時在《物權法》頒布之前,我們實際上就開始這兩個條例的修訂工作,原來要預定就說再2007年的3月份修訂頒布了《物權法》,然后到10月1號,2007年10月1號生效的時候,這兩個條例就應該頒布出來!
記者:“新的這個修正以后的條例應該頒布出來?”
孫憲忠:“要修正出來,這兩個條例也要頒布出來同時生效,但是后來這個工作壓力太大,從國務院、從上頭,我們做了很多調查工作,我們也參加這個工作,后來也是因為壓力太大一下子沒有頒布出來!
記者:“主要是因為什么樣的壓力,什么方面的壓力?”
孫憲忠:“因為一些地方政府反對,他們認為原來征地拆遷就是我們政府就躲在后面,這個拆遷人和被拆遷人他們之間進行法律上的協(xié)商,我們政府躲在后面給他們做中介人,但是實際上經營土地是政府,出讓土地、征收土地出讓金等等這是政府很樂意干的事情,政府收取的高額出讓金,政府它又躲在后頭,把矛盾的交給拆遷人和被拆遷人,這個做法從法理上是不妥當?shù),這個障礙就在這里,上海最高一畝地是30萬塊錢,你看就是同樣這一塊地,它給農民30萬塊錢,政府給農民30萬塊錢,然后交給政府,政府然后再交給企業(yè)就一百萬,從中賺70萬,就是叫做第二財政,就給政府拿去了!
半小時觀察:警惕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綁架法律法規(guī)
在現(xiàn)實生活中,為什么像潘蓉這樣的業(yè)主拿著《物權法》卻扛不過《城市拆遷管理條例》,擋不住強制拆遷的車輪?孫憲忠為我們揭開了一個已經不是秘密的秘密。在這場法律和法規(guī)之爭的背后,隱藏著一場利益之爭,面對靠土地來增加財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勢單力薄的老百姓拿的《物權法》實際上是一個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彈,沒有任何威力。潘蓉夫婦面對強制拆遷采用了一些違法違規(guī)的暴力手段,有關部門也對她們進行了相應處罰,但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他們的無奈。幾千年前,孟子就說過:“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边@是一個重要的治國思想,國家管理者必須讓百姓擁有穩(wěn)定的產業(yè)和收入,這樣百姓才會有穩(wěn)定不變的思想,從而社會才能穩(wěn)定,國家才能富強。胡錦濤總書記多次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我們應該保護國家和個人的合法財產,這不僅需要我們不斷完善法律體系,更需要我們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相互配合而不是相互矛盾的立法、司法體制,只有公民財產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市場經濟才可能有持續(xù)健康的發(fā)展動力,中國經濟才能有長遠未來。(記者:鄢聞余 攝像:白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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