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危機已經開始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失業(yè)率上升、收入下降以及公司裁員等比比皆是，在美國的華人自然不能幸免。《新聞晚報》特派記者親赴美國，采訪在華爾街工作的華人以及華人學者，直擊金融風暴沖擊下的華爾街及其影響下的華人生活。

　　華爾街繁榮時賺錢很瘋狂

　　記者：您是什么時候到美國的？我注意到您現在除了教學外，還在從事咨詢行業(yè)。

　　龔：我是1987年來到美國的。咨詢工作需要的基本上就是研究能力與對現實情況的熟悉。在過去的十多年里，我為非政府組織、聯(lián)邦政府、私人企業(yè)等做過不少咨詢，這是能夠將我的學術本行與工作經驗結合在一起的工作。

　　記者：上世紀80年代也經歷過一次股災，當時是如何度過的？

　　龔：1987年美國股票市場大跌的時候，我剛來美國不久，所以個人沒有受到什么影響。當時我還沒有去讀書，在波士頓的一家英國公司工作。公司的老板飛到紐約去了一天，回來之后說，他認為這次與1929年不一樣，因為整個經濟的底氣很足，無需太多擔心。

　　記者：您見過的最繁榮時的華爾街是個什么樣子？

　　龔：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在過去十年里賺錢的狀況可以用瘋狂兩個字來形容。十幾年前，哈佛以及其它名校的大學畢業(yè)生進入華爾街，工資4萬美元就算很多了。商學院和法學院的畢業(yè)生能拿到7萬。10年后，本科畢業(yè)生期待在一、兩年內工資加獎金要達到六位數，商學院和法學院的則期待基本工資二十萬甚至更多，而且有高額獎金，數額經常是工資的好幾倍。如果到政府部門或者是多數的私人工商業(yè)去，工資只有華爾街基本工資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與高工資同時進行的當然就是高消費。拿組織商務會議為例，如果是到外面去開幾天會，政府或者非政府組織的會議每人每天的支出大約200至250美元之間。我曾經參加過華爾街機構的會議，算了一下，他們的花費大概是1000美元甚至更多，還必須另外加上頭等艙的機票。我當時就在想，這種做法實在是違反了美國傳統(tǒng)的倫理與自由市場精神。傳統(tǒng)上，美國資本主義非常重視實業(yè)。而近年來在投資銀行長袖善舞的一代人多數并不擁有實業(yè)，而是通過推動金融資本流動來實現中間利潤。

　　美國經濟必須回歸制造業(yè)

　　記者：去年夏天以來就有人覺得美國經濟開始下滑，您有想到金融危機會如此嚴重嗎？

　　龔：對于這場風暴，其實美國的普通人心里都早已有隱約的感覺。房價總是在升高，華爾街為全國樹立了無限制消費的榜樣。家庭和國家債務都在急劇上升，這令人感到不安。從更大的層面上，人們看到金融界在控制著經濟，而制造業(yè)在日益衰落。當年的工業(yè)巨人美國現在越來越不生產自己需要的東西了，主要的工業(yè)品和能源都要依靠進口。這讓多數人從直覺上就覺得不對頭。

　　我個人一直認為，美國經濟必須在很大程度上回到其基礎的強項上，包括制造業(yè)、能源、農業(yè)等等基本的產業(yè)。在高科技的推動下，美國的制造業(yè)近年來其實有很大的發(fā)展。今年的金融危機出現之后，美元下跌，帶動美國出口強勁發(fā)展，就有這么點苗頭。

　　記者：您從什么時候開始感到金融危機真正來到身邊？雷曼兄弟倒閉您的第一感覺是什么？

　　龔：從去年后半年開始，房價一路下跌，次貸危機發(fā)生，金融業(yè)的危機就出現了。我的第一感覺是，布什政府處理危機毫無章法，白宮已是留守政府，對付危機就是在堵漏，只要眼前不出或者少出問題，管他下屆政府怎么辦。政府應對無方也增加了金融市場的不穩(wěn)定性。

　　高級白領成了“4050”人員

　　記者：金融風暴發(fā)生對您個人產生的影響是什么？

　　龔：我是一個不太追求物質生活的人，收入多少對生活方式改變不大。這也算是我比較幸運的地方。投資自然是有損失的，特別是放在股票市場上的退休金。對于那些臨近退休的人來說，這種狀況當然非常痛苦。我有一位朋友，四月份剛剛退休，現在又正在籌劃重新找工作。

　　不過油價倒是跌了不少，因為需求減少了。

　　記者：您周圍的朋友怎么樣？

　　龔：在華爾街或者金融機構工作的許多人都人人自危。有位在大銀行工作的朋友，不久前花200多萬美元買了一套公寓，付了20多萬的首期。當時他每年工資帶獎金總共有50萬以上。說是50萬，可是扣除稅收、退休金以及其它各種支出，到手的錢也就是一半。在曼哈頓那種昂貴的地方，手里的錢并不見得非常寬裕，所以存款也不多。去年年底工作丟了，付不起房貸，而房價又大降。他只好將房子扔給銀行了事。他自己損失了二十多萬首期，銀行業(yè)損失了房屋的差價。而像這種四、五十歲的高級白領，再找到同樣收入的工作幾乎不可能。

　　減薪裁員到處都是

　　記者：金融方面的工作眼下還好找嗎？薪酬標準是不是比以前有所降低？降了多少？其他行業(yè)的失業(yè)情況嚴重嗎？

　　龔：據說華爾街求職者如云。薪酬我不清楚，但是原來的高額獎金恐怕就沒有了。失業(yè)的情況在大湖工業(yè)區(qū)相當嚴重，汽車城底特律的失業(yè)率達到百分之十五。不久前我聽汽車工會的領袖說，他們的會員人數下降非常嚴重，現在的會員中有一半是退休人員。不過從全美國來說，百分之六的失業(yè)率并不是歷史高峰，三十年代大蕭條的時候曾經達到百分之二十五。

　　記者：現在美國不少銀行破產倒閉，在這樣的情況下，對員工會有什么補償措施嗎？如果裁員的話，華人會受到歧視嗎？

　　龔：每個機構的政策不一樣。通常會有點補償。但是破產企業(yè)恐怕就拿不出這個錢來了。我想不會是普遍現象。金融機構里有大批華人在技術部門，這個部門受沖擊相對少一點。

　　不應去華爾街投機

　　記者：您覺得美國政府應該從這次風暴中汲取怎樣的教訓？

　　龔：作為一名社會學者，我想從社會文化的角度說幾句。美國經濟的發(fā)達，有著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勤奮、簡樸、自律是美國傳統(tǒng)的精神。美國歷史上那些著名的實業(yè)家們都具有類似的特點。舉個例子，汽車大王福特有一次經過某個農場，看到一位農民的車壞了，就下來幫人家修車。這位農民手里只有一塊五毛錢，堅持要把錢給他。福特推辭，說自己“想要的錢都有”。對方不知道他是誰，看了他一眼后說道：“去你的，要是你那么有錢的話，怎么會開福特？”福特是當時最便宜的汽車。

　　美國人的這種傳統(tǒng)，在九十年代的網絡泡沫和前十年的房地產泡沫中受到很大的沖擊。IT業(yè)和華爾街帶動新一代的消費習慣，高借貸、高消費越來越普遍。經過這次金融風暴，相信大多數美國人對此都會有所反省。

　　記者：其它國家從中有何啟發(fā)？

　　龔：世界其它國家，在經過這次教訓之后，也應該重新反省自己與國際金融資本的關系。華爾街或者國際金融資本代表的是自己的利益。能夠賺錢的時候，它不惜損害美國或者任何國家。另外，我個人覺得，中國人如果要到美國投資，應該尋找美國的強項。比如能源，特別是再生性能源。中國的錢應該投到這些長期的、穩(wěn)定的項目上去，而不是到華爾街去投機。最后我想說，美國的聯(lián)邦政府固然有很大權力，但根據美國憲法，真正的經濟權力其實在州以及下面的地方政府。華爾街利用的是各方面的信息不對稱來吸引資金。在通訊事業(yè)如此發(fā)達的今天，中國的工商界可以與各州和地方的政府和工商業(yè)直接打交道。通過華爾街投資，無論是輸是贏，都要被狠狠地敲上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