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必要
“民間勞工維權組織的存在,是對政府法規(guī)及行政執(zhí)行層面的必要并有益的補充。”
雖然生存艱難,但這些維權組織的負責人們,無人輕言放棄。
曾飛洋認為,民間勞工維權組織的存在,是對政府法規(guī)及行政執(zhí)行層面的必要并有益的補充。
他認為,從行政層面上來說,政府在立法、制定勞動標準等方面,已經做得很好,需要加強的是在勞動監(jiān)察方面,也就是維護民工的既有權力。而民間勞工維權組織在這方面的維權普法方面是成功的。
前年底,來自湖北襄樊的24歲小伙子楊勇想辭工,但老板不給工錢。楊勇找到景祥,開始了他第一個維權官司。
在官司贏了后,他又開始找工作,發(fā)現這些小廠都不給工人簽合同,加班費都比規(guī)定的要低,一連換了四個廠都這樣,他開始了“王海打假”式的訴訟,一個個告這些工廠。
“5場官司大多數贏了,也有和解的,一共賠了我近2萬元。”楊勇有點得意,因為這差不多相當于他一年工資的兩倍了。
“如果每個民工都有了像楊勇這樣的法律知識,還會有企業(yè)主不簽勞動合同,不給加班費嗎?”給楊勇提供法律指導的景祥說。
“我們掌握了基層的服務網絡,與普通打工者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曾飛洋介紹,在他的機構里,7名工作人員有5名是工傷者,他們到定點醫(yī)院去探訪工傷者,往往能起到現身說法的作用。
在深圳市第二醫(yī)院的骨科,來自寧夏固原的20歲工傷者小彭,在一家塑料廠打工時被機器夾傷,手指與腕骨多處骨折。由于沒有合同,也不懂法,根本不知道怎么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取得了維權組織工作人員提供的材料與聯(lián)系方式后,小彭很高興,“有什么要幫忙的我一定去找你們。”
“這些NGO在一些方面的作為,反而比工會與勞動部門大!敝猩酱髮W政務學院郭巍青教授認為,政府在面對勞資糾紛時,通常有三種手段,一是管制,如制定最低工資,二是提供福利,三是組織創(chuàng)新!案@峁┑脑胶,管制可以越小,而有效的組織,可以降低福利的成本。”郭巍青認為,在中國,政府管理部門與工人的需求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隔閡,工人特別是農民工的問題,政府丟給了企業(yè)與農民工自身,由于工人缺乏清楚的利益表達,所以在廣意上有利于資方。民間勞工維權組織提高了農民工自身的能力,所以當然有必要存在。
“我們一個月要解決100個求助,其實就是給政府門口減少了100個人。其實是便于政府管理!本跋榻榻B,他通過幫助農民工維權,至少制止了6起要去北京上訪的案例。
工會“收編”?
深圳市總工會擬在各街道成立工會維權服務中心,計劃把“這幫人”納入,讓他們作為律師助理進行維權工作。
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不能將“公民代理人”這一職業(yè)維權群體等同于“黑律師”、“土律師”,一味“打壓”不是辦法。與其把“公民代理人”職業(yè)維權群體推向對立面,不如采取一定程序把他們“收編”在工會等部門。
曾飛洋也表示,希望得到工會等部門的指導,也很愿意接受工會的領導,加強對民間勞工維權組織的監(jiān)督。
事實上,深圳工會已經開始做相關工作。
2007年10月19日,深圳市總工會召集張治儒等維權機構在內的16個“公民代理”座談。在此之前,深圳總工會法律部張友泉部長也曾到張治儒的辦公地點來實地察看。會議透露,在一項初步計劃中,深圳市總工會擬在各街道成立工會維權服務中心,計劃把“這幫人”納入,初定60人的名額,讓他們作為律師助理進行維權工作。
對此,深圳市總工會副主席王同信表示,工會的確在這方面已經進行調研,而且從今年九月份就開始了。目前已經廣泛接觸了這些團體。“我們覺得積極地和他們溝通,把他們納入到工會這種有序維權的體系當中去,這個探索是應該進行的!
但他同時表示,這些民間組織本身的人員素質等情況良莠不齊,“所以這個過程,工會要做大量工作,難度也很大!
曾飛洋稱,“在微觀方面,政府部門與普通勞動者的溝通往往不夠。這點我們正相反,所以如果能結合起來最好。滿足工人日益增長的各種就業(yè)、生活的需求,我們與他們的目標一致!
對于黃慶南的受傷,工會也批下了1萬5的慰問金!暗唧w的合作事宜,還沒有與我們有過聯(lián)系!秉S慶南稱。
與曾飛洋、黃慶南的觀點相反,劉開明不認同工會“招安”的模式,他認為應該多給民間組織空間,不能太苛求,而政府最應做的是創(chuàng)造一個法制的環(huán)境,而不是使好不容易自發(fā)形成的公民社會的力量被收編。
張治儒也稱,不認同完全受制于工會或政府,“這會丟失民間勞工維權組織的獨立性,最好工會與民間勞工維權組織是一種發(fā)包與承包的關系。”
由于黃案的影響,不少維權組織已經停止了維權講座宣傳!巴盟篮,我們也在觀望!本跋檎f。雖然如此,景祥還是很樂觀,“我們在夾縫中生存,可盤古開天地不也是先開了一條縫嗎!”(記者 徐春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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