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審的背后邏輯

　　但發(fā)回重審有兩個顯而易見的好處，一是讓民意暫時緩和，二是爭取時間，以尋求更能為各方接受的解決方案。

　　從發(fā)回重審后各方的反映來看，第一個好處表現得立竿見影，在短時間內匯聚起來的民意似乎長舒了一口氣，網友們將發(fā)回重審視為自己的階段性勝利，再審將會輕判成為一個共同的預期。

　　一位政治學教授認為，對社會公共事件處理的一個原則，就是“不要在已經火熱的公眾情緒中再添一把火”。

　　只是在這一過程中，發(fā)回重審成為一種“降火”的手段，法律則成為平衡民意甚至與之討價還價的一個籌碼。

　　法律的這一處境，可以在廣東省高院原院長呂伯濤的表態(tài)里找到某種注解。在今年廣東省“兩會”期間，時任廣東省高院院長的呂伯濤明確表態(tài)：“這個案子(許霆案)確實有很多的特殊性……我很理解一審法院的難處……省高院發(fā)回重審，就是為了讓大家更慎重地來研究這個問題，讓這個案子判得合法、合情又合理，達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tǒng)一�！�

　　論者認為，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法院院長的表態(tài)，其“典型”特征為：不僅追求合法，還追求合情、合理；不僅追求法律效果，還要在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之間尋求統(tǒng)一。這等于讓法院和法官承擔起了一種綜合治理的功能。

　　一位受訪的專家將呂伯濤的講話評價為：“這是一個法院領導說的話，但是不是一個法官說的話，就值得商榷了。”

　　這位專家認為，法院領導與法官的區(qū)別是，后者只對法律負責，前者不僅要對法律負責，還要對政策負責。法律的功能在于尋求公平，而政策的一個顯著功能則是保持穩(wěn)定。

　　在原判決引發(fā)巨大爭議、貪污受賄等陳年案例被拿來類比、因而顯得民怨沸騰的情況下，穩(wěn)定被認為面臨著現實的挑戰(zhàn)，當這種挑戰(zhàn)只能在法律的框架內尋求解決時，法律就異化為一種化解民怨的手段。

　　法院這樣做的必要性在于：從形式上說，法院領導由人代會任命，年度工作報告也在人代會表決，而人大代表又是人民的喉舌，法院因而不敢怠慢群眾的呼聲；從實體上說，穩(wěn)定是一方政府的為政要責，而法院則在人事權和財權等方面有求于當地政府。

　　有人指出，在人們將焦點對準廣州中院，睜大眼睛要看其如何再審的時候，廣東省高院與最高院之間的溝通已經緊鑼密鼓，待程序走到盡頭，不得不拿出一個判決的時候，這種溝通也已經基本成熟，所以，發(fā)回重審也被有些人看作是廣東省高院的金蟬脫殼之計——避免讓自己陷入輿論的漩渦，騰出手來集中尋找解決的方案。

　　當以上的這些因素被考慮進去后，發(fā)回重審在法律上正確與否，似乎已經變得不那么重要了。而知情人士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的以下消息，也就顯得順理成章：“這(發(fā)回重審)并不是主審法官或者合議庭做出的裁定，而是由更高級別的領導共同做出的決定�！�

　　民意這個燙手的山芋

　　縱觀許霆案的發(fā)展過程，民意所獲得的評價頗為尷尬：有人將其追捧為“正義的保護神”，也有人將其貶斥為“法律的瘟神”。

　　所獲得的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來源于民意在這一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一方面，它以肉眼看出原判決存在的“顯而易見的不公”，并以一種排山倒海的輿論向不公施壓，并連帶挖掘出這種不公背后的制度缺陷；另一方面，這種壓力的隨意擴張，又使其對法院的獨立審判構成挑戰(zhàn)，有人稱之為“逼法律就范”。

　　但要將之解釋為民意感性過度而缺乏理性，顯然有失偏頗。

　　“過于感性的民意是沒有力量的，”一位受訪專家認為，這場民意的饕餮盛宴，烹制者恰恰是那些專業(yè)人士，一般的網友充其量只是起到了拋磚引玉和搖旗吶喊的作用。

　　大批實力派的加入讓這一主題變得更加豐滿，說服力不斷增強，外延也在不斷擴大，不獨只對案件有興趣的人才加入進來，對學術感興趣的人也加入進來，對制度感興趣的人也加入進來，還有想趁亂攪局的人也加入進來。

　　這是一支必須被予以重視的力量，因為它很難自行消散，并可能隨著事態(tài)的發(fā)展無序蔓延。

　　這也是一個不穩(wěn)定的力量，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地改變指向，就這一案件來說，剛開始的民意鋪天蓋地充斥的是對原判決的質疑，到后來，已經有很多人開始認識到依據一個僵化的法律進行判決的不易。

　　從總體上看，這是一股從感性逐漸走向理性、從濃烈逐漸走向平淡的力量。

　　在民意形成的最初階段，主要表現為質疑與否定，感性化的言語層出不窮。

　　在民意形成的上升階段，是真相逐漸被揭開的階段，表現為爭論、調查、提供證據和說理，事實和證據的充分與否直接決定著民意的生命力，這又取決于是否有足夠龐大的實力派群體的加盟。

　　在事實和證據已經到達無可辯駁的境地時，強大的民意最終形成，并與被關注對象形成對峙的局面，釋放出強烈的意向，并開始尋求一些解決的渠道，如在本案中，一些針對中國司法解釋滯后的司法建議已經被律師提起。

　　但成熟期的民意基于強烈的擴張本能，很可能因此出現一些不理性舉動，侵犯這個群體賴以生存的正當理由，甚至原本受到攻擊的對象開始招人同情，特別是“功成名就”的實力派成員開始選擇退出，這一群體的力量就會逐漸消解。

　　所以，也許并不像一些人所預測的“判決已經注定”。

　　再審法院所要做的，也許是回復民意一個怎樣的理性。(韓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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