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報報道，事故發(fā)生次日，公安機關以涉嫌“交通肇事罪”依法對肇事者胡斌執(zhí)行了刑事拘留。

　　然而，有專家質疑：在城區(qū)飆車，僅僅是“交通肇事”嗎？

　　交警部門于5月8日公布的事故初步調查意見稱，當時肇事車輛時速為70公里，更引發(fā)社會各界一片嘩然。由此引發(fā)了更深層面的思考——對于情節(jié)特別嚴重、社會影響特別大的事故的調查處理，如何才能做到更為公開公平和公正？

　　對上面這些問題的拷問，我們邀請專家來廣開言論。

　　追問一：

　　時速真的只有70公里嗎？

　　據(jù)天涯網友推算：

　　除非譚卓當時是以比博爾特更快的速度在奔跑

　　8日，交警部門召開新聞發(fā)布會上通報，根據(jù)肇事者及其同伙的供訴，初步調查當時肇事車在事故發(fā)生時速度大約為每小時70公里。

　　此言一出，引來一片嘩然，很多人覺得這個時速不準確：“把人撞得拋起5米高，車輛在撞擊后又滑出30米，難道只有70公里/小時？”

　　浙江大學的陳怡平老師介紹了有關速度鑒定的方法：

　　確定車禍發(fā)生瞬間的車速，是一個綜合的技術考量，可以說是一道蠻復雜的物理題，理論界和交警部門在實踐中都在不斷探討和完善。

　　如果現(xiàn)場沒有電子測速，需要考慮的因素就很多：被撞擊的人或者物體被拋起的高度和距離(撞擊點和落地點之間的距離)，肇事車被撞擊點的受損情況，剎車印等等。 其中，肇事車撞擊受損情況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分析過程，不同車型，同一車型不同部位的剛度系數(shù)(說通俗點就是受撞后的變形情況)都不一樣。

　　剎車印也是一個有效的判斷依據(jù)，但是要考慮事故當時是否剎車，有剎車才能有此判斷。

　　交警在計算制動初速度時有個計算公式是：

　　速度的平方=254×u×S，u是地面摩擦系數(shù)，一般情況下水泥路面為0.7，瀝青路面為0.6 ，S是制動拖印的長度。

　　實踐中，交警判斷事故車輛行駛速度大多還是憑借其勘查經驗和公式的估算，必要時則會使用事故再現(xiàn)軟件進行分析。

　　對一些常見車種如桑塔納等的分析會相對容易，而這次車禍胡斌駕駛的車輛又比較少見，分析起來就需要更為仔細，匆忙之間僅憑肇事者供訴而得的時速顯然值得推敲。

　　而在天涯論壇上，根據(jù)之前交警部門公布的肇事車輛時速大概70公里，加上現(xiàn)場目擊者描述的“譚卓被撞出20米遠，5米高”以及“肇事車輛擋風板嚴重碎裂”等等，有網友根據(jù)牛頓定律對事發(fā)時的瞬間車速作了推算(由于很多因素過于復雜，因此很多因素忽略不計，采用近似計算)，得出的結論是，時速70公里的汽車不可能將被害者撞出那么遠。除非譚卓是以每秒40公里左右的速度(用這個速度跑完一百米僅需9秒)，與三菱跑車發(fā)生了面對面的對撞。顯然，即使博爾特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追問二：

　　胡斌此舉僅是交通肇事嗎？

　　專家指出：

　　飆車的性質是“漠視不特定的公眾人員的安全”

　　胡斌當天的肇事行為，與其他交通事故難道性質一致，同屬“交通肇事”嗎？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肖燕副教授稱，事故發(fā)生時速和行為性質的定義，對于該事件整體性質的判斷至關重要——

　　交警部門5月8日召開的新聞發(fā)布會有幾個說法急需厘清。

　　第一，對事故發(fā)生時時速的認定，如果只來源于當事人及其同伙的供訴，這個結論得出不合理。從法律角度上說，肇事者本人的呈訴不能作為證據(jù)，應該依據(jù)一系列科學測量和目擊證人的意見綜合得出。

　　第二，交警說“飆車”不是一個法律上的用語。早在2006年，杭州有關部門就出臺過規(guī)定作為《道路交通法》的細節(jié)補充：城市禁止飆車。既有規(guī)定，難道“飆車”還不是個違法行為嗎？在城區(qū)飆車僅屬“交通肇事”嗎？我們從肇事者的心態(tài)來分析，開跑車飆車，這絕對不等同于普通駕駛肇事，這種心態(tài)的性質是“漠視不特定的公眾人員的安全”，應該涉嫌“危害公共安全”。

　　在我國也不是沒有此類判例，去年8月，北京朝陽區(qū)人民法院首次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對三名酒后飆車的男青年進行判決。這三位男青年酒后在三環(huán)主路上飆車撞上了多輛其他車輛，事發(fā)后，駕車逃離現(xiàn)場。當時法院認為此舉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的結果發(fā)生，已經超出了“交通肇事”的范疇。

　　相對于“交通肇事罪”，“危害公共安全罪”(致人重傷或者死亡)是一項量刑幅度從10年以上直至死刑的重罪。

　　追問三：

　　對類似事故該如何陽光處理？

　　讓事件處理更為公平公正

　　媒體人大檢察院紀委都應該站出來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肖燕副教授指出，這類事故處理得好壞將直接影響杭州和諧社會的形象。那么，如何才能讓事件的處理更為公平公正——

　　其實在我們現(xiàn)有的機制下可以嘗試一種更陽光的操作。媒體、人大、檢察院、紀委都應該站出來。

　　這起事故影響大，是大眾所密切關注的，交警部門的處理應全程曝光在媒體和人民的監(jiān)督下，每一進程都能向媒體如實公開，最好設立事故專項新聞發(fā)言人。

　　人大應充分發(fā)揮代表監(jiān)督的功能，站在人民的立場，監(jiān)督各部門對事件的處理，行使質詢的權力。

　　檢察院和紀委也要同時介入，比如事故發(fā)生后，立刻趕到現(xiàn)場的中年女人(疑似肇事者母親)打了40分鐘的電話，僅僅是向親人通知情況，還是走門路？檢察院和紀委都可以問問清楚，如果通話對象涉及政府官員，那么該政府官員也應受到調查。

　　只有陽光處理，才能給死者最大的安慰，給社會風氣的樹立作一個典范。(本報記者 肖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