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來，這名女學者一直在努力說服人們更平等地對待艾滋病患者。為此，她舉辦講座，四處調研，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但這一切收效并不大，她深深體會到人們對艾滋病患者的不了解和敵意，也在推進立法的過程中遭到挫折。但她仍然在堅持——

　　夏國美花了整整20年時間，來勸說人們更平等地對待艾滋病患者。但她至今講不出幾個讓人感到鼓舞的故事。

　　在上海社會科學院那間不足20平方米的辦公室里，她能記起的故事都辛酸或悲哀。她提起一個云南年輕人的經歷。在單位體檢中，他被發(fā)現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打算辭職，沒想到，領導們早已在會議室坐成一排，宣布“你得了艾滋病”。

　　這個“當場就被扒光衣服”的年輕人，羞憤之下，設計了幾個自殺方案，即便如此，他還擔心死后會連累家人。

　　這是夏國美遇見的艾滋病患者經歷中，很尋常的一例。她第一次接觸到艾滋病感染者，是在上海疾病控制中心。當時，一名男子被確診感染艾滋病病毒，此后幾年中，他的妻子很少踏出家門，幾乎斷絕了所有社會交往；他們的孩子被迫退學，因為在學校，大家都知道“他爸爸得了艾滋病”；甚至，醫(yī)生也拒絕給這對夫妻看病。

　　這名54歲的女學者用“殘酷如地獄”來形容中國艾滋病患者的處境。為了了解這種處境，她每年要花上一多半時間，跑到云南、四川、貴州、新疆等地方進行調研。她的調研對象包括性工作者、吸毒者，其中許多是艾滋病感染者，是她嘴里“像老鼠一樣的人”。

　　這讓她在周圍許多人眼里“有點奇怪”。在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的院子里，來訪者只要報出她的名字，那個清潔工就會努努嘴兒，尖著嗓門笑：“喏，儂要找那個發(fā)安全套的教授啊�！�

　　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這個短頭發(fā)的上海女人爬上辦公室里的大凳子，從書柜頂上挪下一個大箱子，打開，里面裝滿了某個品牌的安全套。第二天，她就要出發(fā)去云南調研。像以前每一回一樣，她這次還是要帶上這一大箱安全套，發(fā)放給調研對象。

　　但夏國美深知，這些人需要的，遠不止一箱安全套。

　　幾乎所有朋友都接到過夏國美的電話，請他們支持“為艾滋病人做一點事情”。這些事情包括開辦專家講座、免費培訓、募集藥品。

　　她為中國艾滋病知識的普及程度太低而苦惱。當她帶著學生，搬著大箱子，跑進發(fā)廊、美容院和足浴城分發(fā)安全套時，那些染了黃頭發(fā)、穿了漁網襪的姑娘總是笑著問她：“夏老師，艾滋病不是外國人的病嗎？”

　　更讓她不安的是其他人對艾滋病的態(tài)度。有一次，她被一家公司的領導趕了出來。當時，她來到那家完全陌生的公司，想在這里舉辦一場關于艾滋病的講座。對方青筋暴突，忙著擺手：“我們這里沒有艾滋病的，不要不要�！�

　　還有一次，一名疾病控制中心的官員找到她，請她幫忙解決一件“麻煩事”。一個發(fā)廊女感染了艾滋病毒，可是沒有人能說服她離開。

　　夏國美記得，該官員鎖緊眉頭說：“我打算去告訴老板，讓老板逼她走�！�

　　“不可以！絕對不可以！”夏國美激動地回答。她提出，我國《艾滋病防治條例》規(guī)定，艾滋病患者擁有唯一的知情權，以及告知他人的權利。

　　但她清楚，這在中國并不現實。上海市有關部門對艾滋病立法曾有一個想法，“若艾滋病患者30天內未主動告知其配偶，有關部門有權代替本人告知配偶”。在討論會現場，夏國美舉手反對。

　　“比如你吃了壞東西，拉肚子。別人可以指責你，但沒有權利歧視你，讓你無路可走，”夏國美說，“和腸胃炎一樣，艾滋病也是一種病，如此而已�！�

　　最后，有關部門取消了這個設想。不過夏國美覺得，這些侵犯艾滋病人隱私權的觀念，就像一枚枚定時炸彈，可能引起不堪設想的后果。

　　“艾滋病病人的心理都是很脆弱的，這個社會給他們的壓力太大了。”夏國美認識的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在上班的時候，定了鬧鐘，按時吃藥。一個同事看到了，隨口問了句：“你定鬧鐘干嗎，吃什么藥呢？”當場，這個病人便情緒崩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