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經(jīng)濟日報》今天刊載社論說，“行政院主計處”日前公布去年所得分配調(diào)查，指出最高20%家庭所得組可支配所得，與最低20%家庭所得組可支配所得比較，自94年的6.04倍，95年降為6.01倍，顯示臺灣貧富差距略有改善。近年來由于情況的改變，許多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總的指針與個別指標發(fā)生很大差距；如，最近大家所關注而最不能理解的：大家都感受物價明顯上漲，但上半年消費者物價總指數(shù)僅上漲0.61%，7月還下跌0.34%，而質疑其正確性。

　　社論說，《經(jīng)濟日報》曾指出物價問題不在整體在局部，每人感受都不同。又如政權輪替七年來平均每年經(jīng)濟成長3.8%，但600萬受雇員工平均薪資每年僅增加1.1%，扣除物價上漲后的實質薪資，僅增加0.3%，幾呈停滯。這600萬受雇員工及其家庭超過1,500萬人，完全沒有感受到經(jīng)濟有3.8%的成長。所得分配短期間整體雖有改善，如拉長時間或深入從個別或部門看，是否也是惡化相當嚴重，值得進一步探討。

　　據(jù)“主計處”統(tǒng)計結果，高低所得差距在不計當局社會福利津貼與租稅政策前是7.45倍，不僅與前年相同未有改善，且較前三年更形惡化。不過在加計當局補助及租稅后，已有改善；顯然社會福利津貼及租稅政策，已產(chǎn)生所得重分配效果。但為此當局每年社會福利支出高達2,500億元，在財政赤字下，多賴舉債支撐，留給后代子孫負擔，不僅不公平，以后何以為繼？而且租稅作用只使所得差距縮小0.15倍，極其微小，且與政權輪替前相同沒有提升；顯然近年來盲目的租稅減免，多為高所得者享受，破壞累進稅率應有的所得重分配作用，執(zhí)政當局能不省思。

　　社論指出，雖然去年全體家庭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較前年增加2.07%，而且最低所得組增加率高于最高組，才使所得差距縮小。但如把時間拉長，政權輪替以來，全體家庭平均每戶所得，七年(2000~2006)來才增加2.7%，與政權輪替前七年(1993~1999)每戶所得增加39%比較，不及其十分之一；而且最低所得組每戶所得，2006年較1999年減少4%，最高所得組則增加4.8%；因此，高低所得差距，自1999年的5.5倍，2006年上升到6.01倍，七年來貧富差距顯著惡化。

　　更嚴重的是，最低所得組由于所得減少，為維持必要的生活消費，在近七年中，有三年入不敷出，儲蓄變?yōu)樨摂?shù)，不是動用過去儲蓄，即是借債度日。另四年雖有儲蓄，亦微乎其微，去年每戶儲蓄僅183元；而最高所得組七年來每戶儲蓄，每年都維持在60萬元以上。由于高低所得組每年產(chǎn)生的儲蓄，差距過于懸殊，窮人更窮，富人更富，已造成未來貧富差距更為惡化的基因。

　　進一步觀察發(fā)現(xiàn)，2006年與1999年比較，最低所得組每戶可支配所得負成長、最高所得組所得正成長的最大原因，在于可支配所得中，居于最重要地位的實質所得，最低所得組大幅萎縮24.2%，最高所得組還能有2.8%成長。因此最高、最低的所得組實質所得的差距，自1999年的9.1倍，95年擴大到12.3%，是2006年可支配所得差距的兩倍，可見惡化程度的嚴重。

　　所謂實質所得，包括受雇人員報酬、產(chǎn)業(yè)主所得及財產(chǎn)所得，在最低所得組此三種收入2006年較1999年均呈兩位數(shù)大幅萎縮；但在最高所得組除財產(chǎn)所得亦呈兩位數(shù)萎縮外，受雇人員報酬及產(chǎn)業(yè)主所得，則分別成長5.3%與4.1%。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社論分析認為，可歸納為下列原因：(1)是近七年來全體家庭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成長太慢，平均每年僅0.4%，與前七年每年成長4.8%，不可同日而語；(2)最低所得組人口老化快速，就業(yè)人口隨之大幅下降；(3)M型社會的形成，企業(yè)走向大者恒大、小者恒小，不僅企業(yè)主所得兩極化，每人薪資水平亦朝兩極化發(fā)展；(4)財產(chǎn)所得最低、最高所得組均呈兩位數(shù)下降，與利率降至谷底及股市下滑有關；惟最低所得組財產(chǎn)所得萎縮40.8%，幾是最高所得組萎縮21.6%的兩倍，此與前述最低所得組七年來儲蓄幾等于零及整體所得成長太慢有關。

　　總之，執(zhí)政當局若能重視經(jīng)濟，將每年經(jīng)濟成長率自3.8%，提高到與亞洲其它三小龍5%以上看齊，減免稅不要太濫，要公平合理，使累進稅率發(fā)揮應有所得重分配作用，再有適當?shù)漠a(chǎn)業(yè)與就業(yè)政策，不需要全賴社會福利救濟，相信所得差距不致惡化，甚至改善，亦是可預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