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艾冬梅在北京通縣農(nóng)貿(mào)市場的地攤服裝生意可能會是蝕本生意，但是她在網(wǎng)上賣金牌，地攤上賣服裝的兩招，可能救她于困境，并有希望為解決她和王德顯拖而未決的官司增加籌碼，如果順利的話，她和下崗老公的工作以及揮淚賤賣的金牌都可能會有一個好的結局。

　　從激發(fā)輿論同情，引發(fā)社會關注，反思制度弊端，并最終觸動有錢人或者有關權力部門出手解決這個層面上來講，艾冬梅蝕本的地攤買賣襯托的是她精明的生意經(jīng)。

　　可能會有相當一批人認為我的想法是“小人之心”。但是，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艾冬梅賤賣金牌、擺地攤都像一種對生存現(xiàn)狀極度不滿的“反抗秀”。我不相信賤賣獎牌以及劣質(zhì)的地攤服裝小買賣能夠為艾冬梅改變現(xiàn)狀起到實質(zhì)性的作用——賣掉金牌之后還能夠賣什么，賣血，賣苦力？甚至像大街上的乞討族一樣，用世界冠軍哀憫的眼光強烈刺激我們的心靈，嘲笑這個麻木的現(xiàn)實世界？

　　艾冬梅本身訴求的無非是要改變她窘迫的生存環(huán)境，勝訴她和教練王德顯的官司，獲得原本屬于她的工資和獎金，改善當前的生活狀況。無論如何，都不會有人愿意看到這樣一個為國家爭得過榮譽的人，淪落到賣金牌擺地攤的地步。這是大眾的心理，也是政府和權力部門不愿看到的，因此，這一事件很可能會在媒體的呼吁下得到解決，比如，在輿論的壓力下，政府部門過問，社會力量贊助等等。從這個層面上講，我認為這將給艾冬梅帶來好的結局，她以地攤服裝和金牌為道具的反抗秀將勝利收場。

　　我在這里沒有絲毫責備艾冬梅動機的意思，演藝明星走紅能用“緋聞秀”，作家出書暢銷能用“吵架秀”，普羅大眾討生活自然有設計和使用“同情秀”的權力和自由，只要她沒有惡意，我個人甚至甘愿為這種秀所欺騙，并為艾冬梅事件做點事情。

　　但問題遠非像走在大街上，向路邊敞開衣服露出殘肢的乞討族的破碗里放上枚硬幣那么簡單。艾冬梅最終需要的不是我們心底的憐憫，而是制度上的公平。她索要的對象不是我們這些喜歡濫施同情心的小市民所放置的硬幣，而是制度的公平以及社會的正義，即一個世界冠軍在現(xiàn)行體制下應該得到的基本尊重——至少不要擺地攤，至少不要含淚賣金牌，至少要有應得的工資和獎金，至少要有合理的最低社會保障。

　　由艾冬梅事件推而廣之，回溯到之前的舉重冠軍鄒春蘭當搓澡工事件，回溯到遼寧省舉重冠軍才力英年困窘而死的事件，都在昭示著中國現(xiàn)行運動員退役制度中的嚴重缺陷。對退役制度的拷問必然將我們的思路推及奧運戰(zhàn)略下的舉國體制，以及舉國體制中的退役補償機制的嚴重失衡。

　　舉國體制的優(yōu)越性當然毋庸諱言，但和歐美國家的運動體制比較，在運動員的利益分配和退役補償上顯得過于僵化和笨拙。歐美國家以個人和市場而非國家為主導的運動參與體制，決定了他們在參與和退出機制上的應付自如，而舉國體制下我們的運動員則必須承擔職業(yè)選擇的高風險——如果你選擇的不是有市場吸引力的體育項目，則要承擔退役后謀生的艱難；如果你沒有趁早成名，則你必須要在退役后承擔再就業(yè)的舉步維艱。

　　說實話，艾冬梅比那些沒有名氣，沒有取得過金牌甚至獎牌的運動員幸運多了，起碼，她還有一定的知名度能夠引起社會的關注，那些因成績不佳或者因受傷而退役的運動員，或許沒有金牌可以在網(wǎng)上拍賣，或者擺了地攤都不能夠引起我們的關注。我堅信艾冬梅事件亦不過為該類事件的冰山一角而已。

　　當然，我們沒有必要向舉國體制過度問責，對那些因成名而成為市場寵兒的體育明星來說，舉國體制可是他們名利雙收的捷徑，要知道，在歐美國家，運動員訓練和參賽可是主要靠自己掏腰包的。區(qū)別在于他們將職業(yè)風險依靠市場提前化解了，我們則要面對落幕后那些無助的目光。由此，在需要集體承擔退役風險的情況下，田亮可以坐擁億萬，熊倪可以恭居高位，伏明霞可以喜嫁財郎，無貌無名無運的鄒春蘭艾冬梅們卻淪落到連溫飽都成問題，補償機制就必然應該成為體制公平的重要調(diào)劑手段。

　　換句話說，如果艾冬梅生來就在通縣的農(nóng)貿(mào)市場上擺地攤，難道也能引起我們的爭論，引發(fā)我們的同情嗎��？(張順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