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初,有一個人在中國北方的長春,陶醉在美夢終于實現(xiàn)的興奮之中。他就是末代皇帝溥儀,即將再度“登基”被加冕為“大滿洲帝國”的皇帝。于是,3月5日,他成了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報道寫道:
“在滿洲的寒冷中,本周將進行一件大事。大批警察搜遍了長春的大街小巷,收繳了3000支步槍,15萬發(fā)子彈,卡車滿載糧食而來分發(fā)給30000個貧困家庭。同時,還向無家可歸者提供住房。5000名士兵被派來守衛(wèi)尚未竣工的皇宮。一批被挑選出來的記者,在一處敞開的院子里看到,宮廷要員們身著蟒袍,頭戴皮帽,帽子上嵌有珠寶紐扣,朝著一個烏黑發(fā)亮、刷著中國漆的珠寶皇冠模型練習(xí)伏地長拜。高度近視、戴有眼鏡的亨利·溥儀(HENEY PUYI)將成為一個新的國家——大滿洲帝國的滿洲皇帝,上周這里叫滿洲國,兩年前則被稱作滿洲!(《時代》,1934年3月5日)
“九一八事變”對于中國是個災(zāi)難,對于溥儀卻是期盼已久的新紀(jì)元的開始。在他看來,東北是他的祖先的寶地,他們正是從那里起步,進軍關(guān)內(nèi),完成統(tǒng)一中華的偉業(yè),F(xiàn)在,他也要從那里起步。哪怕是當(dāng)日本的傀儡!
溥儀與日本的依存關(guān)系,其實早就在世人的意料之中。1931年《時代》在報道“九一八事變”時這樣說道溥儀:“日本為隨從眾多的溥儀先生提供津貼,在天津的日租界為他安排了一處豪宅,享受現(xiàn)代化生活,將他牢牢控制,一旦中國某一部分分離出來,就可能使他成為傀儡皇帝而不再是公民。”
雖將之稱為傀儡,但這一次《時代》封面對溥儀形象的處理,明顯要比在此之前出現(xiàn)的吳佩孚、蔣介石等人要重視得多。以往都是黑白照片或素描,而這一次,則是由肖像畫家精心繪制的彩色肖像。溥儀身著黃色龍袍,手持如意,頭頂寶石皇冠,身后是七彩光芒。雖登基于亂世,畫面卻呈現(xiàn)一個華麗的景象。在西方人印象中,溥儀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深度近視,于是,肖像上醒目地畫上了他那厚鏡片的眼鏡。在肖像中,溥儀顯然比他的本人英俊,一幅胸有成竹的樣子。
《時代》報道了溥儀“登基”儀式的緊張籌備:
“到上周,木匠們按照北平巨大的天壇的樣式,搭起一個臺子,有大典時的臺階。還準(zhǔn)備了皇冠,上面雕刻了龍和蘭花。裁縫們在龍袍上繡朱雀,嵌寶石。有占卜師言,屆時氣溫可能會降至零下二十度左右,故登基慶典應(yīng)在日出后進行至中午。亨利身穿龍袍要好幾個小時,朝祖先畫像跪拜,然后,還要接受滿洲人的朝拜。傳統(tǒng)樂隊頭戴蘑菇狀的帽子,帽子上飄著紅流蘇,外套五顏六色,他們演奏四十八面鼓,四十八張鑼,用玉錘敲打八根長長的硬木板,二十四支嗩吶高亢入云。”(《時代》,1934年3月5日)
溥儀又一次成了“皇帝”。不過,讀《時代》,明顯感覺到行文中對溥儀命運多舛的感嘆。1908年,他只有兩歲,被慈禧太后安排為皇帝;1917年,早被廢黜的他,又被復(fù)辟的張勛“加冕”為皇帝,F(xiàn)在,溥儀第三次“加冕”,為他加冕的卻是日本人。《時代》說得好:“溥儀一生軟弱無助,總是成為這個或那個代理人手中的一個工具。”這句話,既可看作整篇報道的基調(diào),也可看作溥儀一生的概括。下面由《時代》講述的故事頗值得細細品味:
“騎自行車是他的愛好之一。作為一個日本的傀儡,他不敢在無人警衛(wèi)下走出皇宮,于是只好在花園里騎車轉(zhuǎn)圈,練習(xí)車技。這位日本扶植的皇帝,目前能讓前輪懸空,只騎后輪。他還用拍照來消磨時間。溥儀喜歡在飯后展示他的相機,有時還抱怨來賓拍照太慢,因為他喜歡不住地擺姿勢!(《時代》,1934年3月5日)
還有一個關(guān)于接受采訪的細節(jié):
“一個月前,他以即將登基皇帝的身份首次接受采訪。溥儀身穿一身咔嘰布的滿洲陸軍元帥服,這是由日本政府為他定制設(shè)計的,肩章上裝飾著繡花,軍靴锃亮。盡管他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但采訪時還是為他安排了翻譯。‘你能問問皇上他的健康如何嗎?’一個記者向翻譯提問。亨利·溥儀忘記要他假裝不懂英語的游戲,不等翻譯開口,自己就脫口而出:‘哦,我很好!’”
難得的細節(jié)描述。這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早在政治漩渦中失去了自我。他有自己的野心與夢想,卻沒有自己的生活,沒有一個正常人的樂趣。第三次所謂稱帝之后,這個在北方寒冷中搖曳的身影,蒙上了更為強烈的悲涼。